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和保罗·利科等哲学家就传统进行了激烈论争。这场论争首先体现为传统与理性的对峙。伽达默尔肯定前见和传统的优先性,认为理性归属于传统,哈贝马斯则强调理性能摆脱传统,进而将人从“伪交往的共识”中解放出来。这种对峙还进一步体现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分歧。对伽达默尔来说,人对传统的归属使其无法对传统采取间距化的态度,但哈贝马斯和利科则坚持方法论的必要性,试图以此为解释
摘要:20世纪20年代,随着《战舰波将金号》《母亲》等影片给各国观众带去的震撼性冲击,苏联的蒙太奇理论也获得了世界性影响。当时的日本文化界,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来自苏联的蒙太奇理论,引起了热情的译介和争论。但由于军国主义政府的审查政策,苏联电影极难在日本上映,电影创作者、研究者无法观看原片。于是,在日本产生了一种理论先行、纸上谈兵式的接受过程,这种接受法进一步催生了许多奇特的蒙太奇
摘要:文化民族主义是徐志摩研究中一直缺位但却重要的概念,据此阅读其早期诗作的民族抒情,可扩大其诗人形象。徐志摩将民族看作有机体,抒发国魂重生的情结,而有机体的生长性观念及连续性特征则主宰了他的抒情法则,表现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三段式。身处华族衰落年代,徐志摩的时代感受以负面为主调,对民族的黄金时代怀有想象的乡愁,投射出乐观的未来主义。其民族抒情主体由此具备多维形象:时代的忧郁与革命青年、文艺复兴先
摘要:“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标识性概念,它的译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曾引起热议。由“莎士比亚化”所引发出来的与现实主义的连带关系,以及衍生的莎士比亚与大众的视角、“莎士比亚化”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等问题虽然与当时苏联继承文学遗产的氛围有关,但也是需要在各自社会语境中厘清的“现实的葛藤”。在中国,与现实主义结盟的“莎士比亚化”不单是为文学而存在,它同时是一个政治的、哲学的、实践的课题。
摘要:革命低潮期出现的“革命文学”论争带有明显的征候性。这种征候性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有关“时代”与文学关系的论断中。这些论断并不只是客观的理论讨论,同时也是修辞性的理论情绪。“革命文学”论争中出现了三种“时代”意识:断裂型、进步型、稳定型。它们又分别进入理论修辞中,以对立性修辞、中止或倒退性修辞,以及对此二者的反拨的形式呈现出理论情绪的多元性和象征性。以“时代”概念的情绪性为切入点,重访“革命文学”
摘要:延安时期《文艺突击》《大众文艺》《大众习作》与《解放日报·文艺》等“大众化”期刊为知识分子作家与工农兵作者提供了互动与交流平台。其中,《文艺突击》与《大众文艺》热衷刊登文艺小组成员的作品,其创刊、发展与终刊的过程始终与文艺小组活动密切相关。《大众习作》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刊物,以“原作”“改作”相对照的方式教授初学写作者文学技巧。《解放日报·文艺》将知识分子作家定位为“理发员”,工农兵写作演变
摘要:沙汀的长篇小说《淘金记》发表后招致了七月派作家群体所谓“客观主义”的批评,这一批评的目的并非单纯指向作品,而是借此阐发七月派自身的“体验的现实主义”观。事实上,沙汀的现实主义写作并不能仅以“客观主义”涵盖,其中有着强烈的主观判断与倾向性,以及更为丰富的面向。然而,沙汀的现实主义写作虽适合呈现“旧”的常态,却与剧烈变动中的现实语境相龃龉。延续何其芳的批评,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沙汀试图突破写作
摘要:韩国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社会多以“东亚女性”这一善意的共感来理解《素食者》等韩国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在分析作为中国社会流行话语的“东亚女性”之内涵的基础上,以小说《素食者》为线索,可以深入思考两个问题:“东亚女性”作为认识韩国女性主义小说与韩国社会女性问题的视角,是否足够真实、有效,以及《素食者》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带领我们走近韩国社会女性问题的特殊语境。 关键词:东亚女性;《素食
摘要:韩国代表性女性作家申京淑于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单人房》,以及韩国文化界对此做出的文艺批评,已超出文学范畴,可将其视为构成韩国后现代左翼话语转型的重要一环。如果说作为文本的《单人房》提出了文学应如何复原历史真实的诘问,那么其所成就的批判现实主义则向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这为我们反思后现代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例。 关键词:申京淑;《单人房
摘要:2024年10月10日,韩江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颁奖理由是“以充满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的创伤,揭露了人类生命的脆弱”。韩江2014年出版的小说《少年来了》,正是这样的作品。小说取材于1980年韩国光州事件,从七个视角出发,用温吞而又酷烈的身体书写“重译”了这场惨烈的群众性斗争,以分子化的感官体验与频繁的情感抽离稀释了创伤叙事的情感浓度,拉近了创伤叙事的焦距,引人深思。 关键词:
摘要: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文学的译介和传播不可避免地受到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从翻译社会学视角出发,可以探究建交后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情况。梳理整体发展脉络,并聚焦赵南柱、金爱烂、韩江等女作家及其作品,可以更好地阐释场域、资本、惯习等各种社会因素对相关作品译介传播的影响。由此,也可分析近年来“韩女文学”在中国受到关注的原因,发掘韩国文学译介与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剖析文化产品在翻译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
摘要:报告文学是一种有着百年历史的文体,从“轻骑兵”发展为“时代重器”,但其文体和作品的文学性也饱受争议。在新时代,报告文学“如何报告,怎样文学”更是需要直面的问题。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看,事实是报告文学的文体本质,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创作方法,诚实是报告文学的创作态度。同时,由于报告文学文体属性的限制、节制、机制的特殊性,报告文学也有从结构、语言和思想自身维度出发强化文学性的方法和路径,即应“如实
摘要:前电子时代对于游戏的理论探讨几乎都会预先排除游戏与劳动发生关联的可能。当代关于游戏与劳动关系的研究虽然重点关注两者界限被消弭的情况,但通常仍将两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外部关系。为了得到一种从内在性的视角处理游戏与劳动关系的替代性理论,比媒介考古学更进一步的完整的谱系学考察是必要的。最终,电子游戏中劳动的起源应当分为“劳动的游戏化”和“游戏的劳动化”两条线索。工厂中的“超额游戏”是前者的原型
摘要:“玩工”(Play-bour)近年来已经成为游戏研究领域的热点,但这个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桌面游戏的年代,游戏与劳动的界限是模糊的且不涉及剥削问题,甚至不一定涉及自觉的“生产”和“消费”观念。游戏与劳动关系的改写是以“竞速分轨”(Dromo-Separation)体制的诞生为前提的。“竞速分轨”产生于公司间的竞争需求,继而出现了“生产vs消费”的竞速关系,商业化的渗入又衍生出“生产v
摘要:以“家畜”为主的动物图像在延安木刻版画中被艺术家广泛征用。一方面,抗战爆发后,在艺术创作环境发生变化、接受主体发生变更,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指导思想影响下,“家畜类动物”不仅成为延安木刻家深入群众、被群众所接纳的“切入口”,让农民在知识分子面前开口讲话成为可能,也是中共在情感实践过程中实施民主政权、获得群众拥护的一条重要的“情感纽带”。另一方面,作为农民生活伙伴的“家畜类动物”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