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开始思考和言说“传统”之时,其实已经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新的时代(如当代、现代或近代),而把过去界定为与“我们的时代”不一样的“古代”。从清末到今天,很多人心目中的西方,并非今日学人所说的抽象“他者”,而是意图模仿以成为理想“我们”的具体对象。与此相对应,在不少近代读书人的心目中,“传统”才是一个已逝的“他者”,需要冷静而理性地“观察”。包括被视为“保守”的梁漱溟在内,一些人便曾把传统视为“非我
一 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洋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办系理念。他非常重视对清华历史系本科生的培养,为中国史学界贡献了一大批出色的后备人才,后来负笈美国并留美任教的何炳棣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何炳棣从清华历史系毕业多年之后非常自豪地说:“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
“历史在加速”“时间在加速”,这是近年来时常听到的说法。对时代变迁稍有敏感的人都会意识到,历史或时间加速最直接的效应是面对过去时产生的陌生感。例如,今天数字媒体时代的读者,已经很难想象十九世纪法国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工人或农家妇女的阅读生活。幸运的是,英国阅读史研究者马丁·里昂以其独特细致的触角和晓畅的叙述,为读者展示了那个已然逝去时代的普通民众的读书生活。 对于西方世界的阅读史而言,十九世纪的独特
万历十八年(一五九0),中国古代异端思想家李贽有一部新书面世,他深知自己所言逆人之耳,定会遭受非议,甚至难逃付之一炬的命运,所以给这部著作取名为“焚书”。但李贽生前未必想得到,近四百年后,竟然会有一位法国人与他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 此人便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不仅在《学术人》(Homo Academicvs , 1984)中提及李贽,更是将此书首章定
什么是康熙的红票?一七0六和一七0八年,康熙派出两个由传教士组成的团去西洋,但一直未收到他们的任何信息。一七一六年在第一个团出国的第十年,内务府印出一份粉红色公文,或称公开信、寻人启事。这封公文宽三十九厘米,长九十三厘米,用红色印刷,四周有龙纹,印有满文、汉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英文称为“RedManifesto”,中文就称为“康熙的红票”。红票印了三百份,让广东官员交给欧洲商船,由他们带回欧洲散发
二0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卷土重来的特朗普就任第四十七任美国总统,他的竞选搭档詹姆斯·戴维·万斯也由此成为副总统。在出版于二0一六年的现象级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中,三十一岁的万斯曾说:“我还没有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我所做过最棒的事,就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我不是参议员,没当过哪个州的州长,更没担任过内阁部长。”五年后,“八0后”的万斯不仅实现了当上参议员的“小目标”,并最终成为美国副总统。 与上
知识界曾有“南饶北钱”之说,“南饶”指香港的饶宗颐,“北钱”指北京的钱锺书。钱锺书过世后,又有“南饶北季”之说,“北季”指北大季羡林。“南饶北钱”“南饶北季”都是喻指钱锺书、季羡林、饶宗颐三位先生在中国学界的崇高威望和公认地位。三位先生过世后,中国学界再无此类说法了。 饶宗颐先生的学术经历和贡献颇多特例,学界有称“饶宗颐现象”。所谓“饶宗颐现象”或指这样几个不同凡响之处: 一是饶宗颐没有接受过
这辈子,我对“室内”这个词的第一印象,得是两三岁时候的事了。 那一晚是什么样的古怪,能让这么小的孩子也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时间要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太阳落山好一会儿了,可血红的晚霞还在窗口徘徊——突然间,迷迷糊糊的我,被大人的疾呼声惊醒了,电灯线止不住地晃动,旧家楼道里的木地板上,很快就有了咚咚的奔走声。家人一把将我从床上抱起,急匆匆地向外跑去,跑了几步,又因为别的什么缘故,把我暂时“搁置”在门
阳明学在明代中叶的兴起,是思想觉醒与社会变革相互交织的产物。在十五世纪的欧洲见证文艺复兴浪潮引发的思想活力与文化创新时,中国的工商业蓬勃发展,王阳明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核心理念,建立了一种激发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他主张“人人皆可为圣贤”,“良知”如“万古一日”,不分贵贱地外化为人的“日用常行”。他还提倡“亲民”的理念,主张朝廷应关注百姓的生计与尊严,在“安民”的基础上“化民”。
早想为张惠雯最新的一本小说集《美人》写些什么,但一直碍于熟悉而无法下笔。熟悉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文本的熟悉,《美人》中收入三篇小说——同名中篇小说《美人》,短篇小说《丽娜照相馆》和《南方的夜》,占篇幅比例最多的《美人》首发在《收获》杂志二0二二年第二期。关于美人何丽一波三折的命运,我和惠雯隔着地球半径在微信里相互激动地讨论了太多太多,现在还有新的话想说吗? 第二层是生活的熟悉。《美人》这本书,用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完成了一篇短文《和文汉读法》,那是我在编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过程中的副产品。没想到的是,此文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日后不断有新的论述与探寻出现。尤其是在《梁启超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已然出版六年后,我又对《集外文》做最后的增补,《和文汉读法》再一次让我注目萦心。好在这次总算达成初愿。但本文标题既谓之“复原”,则其间经历的曲折与甘苦亦值得一述,故有此记。
一九二九年秋,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费正清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穿越大西洋航程中“啃完了”原中国海关职员、美国学者马士(Hosea Bal lou Mor se,1855—1934,旧译摩尔斯、摩斯、迈尔士) 的三卷本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Chinese Empi re,(以下简称《关系史》)],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途中大
一 十九世纪初,随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新教传教士浮槎来华,中国沿海和南洋地区曾经活跃着一个“助译者”群体,或曰“秉笔华士”(Chinese assistants)。这批文人在士人圈子中地位不高,多未考取功名(或仅为秀才),但对中国古代典籍较为熟稔,常以助手身份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或编纂词典,在近代中西跨文化传播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其社会地位颇为尴尬:传统士大
“二战”以后,去殖民化运动如火如荼,传统殖民帝国纷纷解体,民族国家这一源自欧洲的特殊国家形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在取得独立后的数十年间,许多问题和灾难也与之伴生,这些新兴国家的实际运转并不完全符合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出现了经济停滞、民主崩溃、社会失序等现象,纷纷陷入国家失败的泥泞之中。他们的失败也在学术界引发了对传统威斯特伐利亚国家模式的反思,催生了诸如“弱国家”“失败国家”
在我们惯常的预设和理解中,“简史”作为历史的一种呈现方式,通常是以时间顺序展开的。而桑本谦的《法律简史》虽名“简史”,其关注的重点却并非具体的法律制度如何在历史时空中更迭变换。它其实是一部脱胎于课堂教学的专著,讲述的是一套分析法律或制度问题的理论。这套理论的灵魂是三个词:还原、联结、演化。作者强调要将看起来陌生而专业的法律问题,不断拆分成最简单的关系单元,并在最小单元维度上与各领域类似的情况做对比
哥文(Charles Michael Gelven,1937-2018)是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教授,一位在海德格尔研究上不多见的能“接着讲”的学者。其三十三岁时发表的处女作《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评注》即出手不凡。张汝伦教授——这是中文世界中迄今我见到唯一提及哥文者——称道其“深入浅出,要言不烦,可观之处不少”。此书于出版十九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出了修订版。但是,除了这本处女作是规范的“海学”阐释外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周作人作文《〈思痛记〉及其他》,刊于同年五月十日《谈风》杂志第十四期,未收入自编文集。此文开篇写道:“中国近世的丧乱记事我也曾搜集一点来读,可是所见很不多。”随后列举了道光壬寅“英夷”犯江南,有上海曹静山的《十三日备尝记》,丹徒法又白的《京口偾城录》,杨羡门的《出围城记》,朱月樵的《草间日记》等;又列举太平天国的相关记载,有山阴陈昼卿的《蟊城被寇记》,会稽杨华庭的《夏虫自语》
黄裳因藏书事业、杂文笔法而广为人知,但其作为史家的一面少有论及。其“文章”内外,还有“史识”。一九八八年,黄裳的《笔祸史谈丛》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初版,后经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丛书收入再版,旧书新刊。《笔祸史谈丛》收有一系列谈清代文字狱、禁书的杂文,虽不免讥弹时事,但其中抽丝剥茧、入于心曲者,亦足称精当。这些带着“血”的无字书,与“墨”未干的停笔处,构成了一条阅读历史的线索。由此呈现的“阴面”的历史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素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扎实的史料功底见长,凭借精准的历史考据,把大量虚构的、微观的细节注入真实历史的间隙中去, 创造出虚实结合、真假难辨的精彩历史故事,正如他对所写历史小说的自我总结与评价:“其实,每一部我都希望写一个以前没碰过的题材。如果一定要找共同点的话,它们都是一种 ‘历史可能性写作’,在真实历史的夹缝中去寻找空间,在不改变历史的前提下,以一个全新的现代视角去诠释。”(陈娟:《环
横地刚先生去世很久后,我才从胡冬竹女士那里得知这个消息,便想起他生前来北京鲁迅博物馆参加珂勒惠支画展的情形,还有陆平舟所译他的那本书:《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一时叹息良久。我并不了解横地刚的生平,彼此也没有什么交往。胡冬竹说对于他的书是可以写点什么的,也许那内容也是今人应当知道的。这也刺激了我重新拿出他生前的那本书,试着去寻找逝者的心迹。 作为一名日本人,横地刚对于中国的
二0二三年三月三日,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走完了他八十八年的生命历程。写作之于大江,“宛如被时代赋予的某种使命”,其创作始终在回应日本、世界和时代关切。大江尤为关注日本人的精神状况,一九七六年甚至还在墨西哥学院开设了“日本战后思想史”讲座。日本人的对美认知是日本思想领域的核心议题,亦是近代以来日美关系历史的缩影,见诸大江思想中的亲美与反美意识,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矛盾性。 一 日本被美军
一九七九年,程丛林的油画 《一九六八年×月×日雪》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画面描绘的是一九六八年的某个冬日,一场武斗刚刚结束,但双方还在对峙中。四周挤满了围观的人,地上的积雪被鲜血所浸染。画面的中心是一位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她身着一件白色衬衣,右肩处被撕开了一个口子。略显憔悴的她正扭头望向右侧前方,眼神中交织着惊惧、愤懑与茫然…… 对于多次亲历武斗的程丛林而言,这样的场景他再熟悉不过。据说
阮玲玉死了,死于人言可畏,死于爱而不得。 阮氏生前问费穆:“我是一个好人吗?”街谈巷议牵动着她的神经,在世人的观看中,她如同她的戏(《神女》)。究竟是水性杨花、逢场作戏的街女,还是无私奉献、身陷囹圄的慈母?费穆放弃了这番审视,也不借她的悲苦表达复仇的觉醒(《新女性》),而是混融了街女与慈母的双重形象,塑造了为情虔诚又为情所困的女人,纯真、柔情且不失性感的少女、妻子与母亲(《香雪海》)。 这便是
杜牧赠张祜诗:“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这里称公子,不是一般的客套,张公子是有典故的。这是我在读仇注杜诗时才知道的。 老杜送张参军赴蜀州诗曰:“好去张公子,通家别恨添。”吕祖谦说:“凡诗人于张姓者,称为张公子,盖因汉成帝时童谣曰:张公子,时相见。”老杜还有赠张垍诗曰“天上张公子”。张垍是张说的次子,驸马,老杜曾求其引荐。 汉成帝喜欢微服出行,经常是和富平侯张放一起,因此也自称是张家的
襄十一年《传》载魏绛引《诗·小雅·采菽》:“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两“只”字,宋《经注》本:兴国军学本、江阴郡刻本、抚州公使库本、岳刻本均同。《注疏》 本如刘叔刚本、阮元《 十三经》本亦同《经注》本。但金泽文库卷子本及宋庆元沈作宾本作“旨”。案,此句杜《注》:“谓诸侯有乐美之德。”杜以“美”为训也。《说文》:“旨,美也。”则见其底本作“旨”。又,二十四年《传》引《南山有台》云
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清光绪间崇文书局刻《抱朴子》一书,卷端钤“赵熙所治”“尧生点定”和“天一方人”三方藏书印,前两方印归属于清末四川大儒赵熙,后之“天一方人”各类著录均无载,未知所属。 按,《四川公报》增刊《娱闲录》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发表署名“天一方”的诗十九首、文四篇;《民国日报》副刊《艺文部》一九一六年发表署名“天一方人”的诗六十首。其中《娱闲录》一九一四年第一期刊登的《丹岩记》又见于光绪三十
《高僧传》和《晋书》里有一段写高僧佛图澄向后赵君主石勒演说征兆的话,表示他有听音会意的异能,神乎其词之余,旁涉一种未知语言,为语言史留下一条难得的资料: 及(刘)曜自攻洛阳,(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 “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这十个汉字
老人自嘲:看书越来越远,撒尿越来越近,拍照越来越中间。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盛美西周是为了挽救东周,目标很现实。王国维尊孔亦出类似考虑。王氏尊孔是制度尊孔,而非宗教尊孔。他批康有为,称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摹仿基督教”(《论近年之学术界》),并不赞同把孔学立为孔教。 西周是本来意义上的“大一统”(出《公羊传》隐公元年)。西周大一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