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我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一。我读《孙子》,除文本考据,也关注战史,特别是当代战争。中国传统,军人读兵书都是从战史入手。他们关心的不是文本,而是流血换来的经验。这里讲一点读史心得,商诸同好。 从《孙子》新译本说起 《孙子》的第一个西文译本(一七七二)是出自法国耶稣会神父钱德明之手。他的墓碑现藏五塔寺。这个译本是受法王路易十五之命译出,目的是把中国的“诡诈之术”介绍到法国和欧洲。这一工作从
十多年前,我去丹麦北部城市奥尔堡参加学术会议。研讨之余,朋友带我去看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分界线,两边海水颜色各异,算是当地一景。然而我更想看的,是附近海岸上废弃的防御工事和炮台。那是“二战”时期德国占领丹麦后,为了防止盟军登陆而修建的。丹麦朋友说,德国人做事一丝不苟,绝不偷工减料,军事设施修得坚固无比,战后原本要拆除它们,但是颇费周章,索性就留在那里,如今也成了文物。 我对 “二战” 史是极感兴趣的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日,《布加勒斯特条约》签署,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尘埃落定,塞尔维亚大获全胜。次日清晨,贝尔格莱德沉浸在史无前例的狂欢中。整座城市披上盛装,彩旗飘扬,涌动的人潮填满了每一条街道。在礼炮与合唱团高亢的歌声中,全城翘首以盼,迎接那群“荣耀的雄鹰与自由的捍卫者”。王储亚历山大(Aleksandar Karađowrđević,未来的南斯拉夫国王)带领身着征衣的骑兵与步兵方阵穿过凯旋门。这支威武
大业八年正月壬午(六一二年二月八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隋炀帝亲率大军正式东征高句丽,此番总兵力超过一百一十三万,对外号称二百万。史无前例的规模之外,这次出兵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出征编排。所有士兵分作二十四路大军,每路皆有一个与高句丽历史地理相关的名词作为番号。每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每队一百人,十队为团,步兵八十队,分为四团,每团各有偏将一人。辎重散兵又分为四团。出发行止,有严格的步
一、被折叠的十五世纪 在中国思想史的叙述中,宋代理学的兴起被津津乐道、反复书写,晚明清初那一波波澜壮阔的经世与启蒙思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也不断被重新发现。然而,从永乐时代的帝国自信,到《万历十五年》所揭示的制度危机之间,那漫长的一百多年,却显得有些面目模糊。明中期常被视为一个思想上并不活跃的时代。其时的政治似乎只是宫廷权谋与官僚运作的延续,而思想则只停留在理学义理的反复阐释中。这种历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以“菊”与“刀”两个核心意象的二元对立解码日本“民族性”,试图揭示其“耻感”文化的内在张力——以日本皇室与传统艺能为代表的优雅规训及以武士阶层为代表的暴力威慑。这篇报告成书后广泛传播,成为认知日本的一把经典钥匙。然而,这种以“他者”视角切割出的文化标本,将日本置于静态的异域奇观中,忽视了东亚文明内部流动的诗性共鸣与抵抗传统的深层联结。日本中国文学家一海知义在《陶渊明·
今天的文学史书写很少关注“事件”,但对古代文人而言,星星点点的事件可能才是更鲜活的文学知识。古人往往称之为“掌故”或“故事”。在明人眼中,洪武五年暮秋时节的那次太学联句,就是本朝的故事。从各种类型的文本看,当事者和后世人都在努力将之“事件化”,其中隐藏着明初文人的一段隐秘心史。 此事源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一次偶然造访。据宋氏后来撰写的《玉兔泉联句引》云,洪武五年九月十五日,圆月将升未升的酉时
在郑朝宗先生的文章中,读到钱锺书先生拟郑先生口吻所写,篇幅不小,分量不轻,且牵涉钱先生自己的两节文字,颇觉意外。 一九八〇年,钱先生在给郑先生的一封较长的信函中,有这么几句:“末尾加上二小节,其一节乃借兄口气欲为二德国哲学家及意大利文学稍作宣传,裨吾国研究中空点稍可垫补。是否可存,悉由尊裁,弟无固必也。”此函这般开首:“昨晨得书并大文,研读一过,通身汗下,虽昨日有大风,而弟feel hot al
上海博物馆近日推出“从莎士比亚到J.K.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展厅所陈列的狄更斯肖像,是画家丹尼尔·麦克利斯于一八三九年创作的油画。画中的狄更斯斜坐在一张绯红色扶手椅上,左手停留在案头的纸页之间,目光微微偏向一侧,投向某个更远、更静也更难以言明的所在,那里似乎正潜伏着一段尚未写下的话语、一种尚未成形的命运。此时的狄更斯年仅二十七岁,却已在过去六年间迅速崛起,成为英国文坛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没有任何人类事物,能像财产权一样,如此普遍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并唤起其情感共鸣。” 一七六五年,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在其名著《英国法释义》中,曾这样评价财产权在人类社会中的显著地位。而数百年来,财产权所激发的普遍想象,又仿佛天然地与土地以及房屋联系在一起。正如法谚所云,“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当人们谈及财产权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一个人守护着其不动产的图景。借用财产法名家卡罗尔·罗
如果将时钟拨回一九六五年,同样是“二战”后脱离长期殖民统治的亚洲新兴民族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政治制度、工业化战略和外交政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甚至在经济势头上印度一度还好于印度尼西亚。然而不久之后,两国的命运很快发生逆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二十年间,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增速、政策环境、政府能力和工业化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表现迅速将印度远远甩在了身后。反观印度的增长水平一直在很低的水平线上徘徊
自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开始张口吟诗,童贯秦桧贾似道对着屏幕要网友“回答我”,朱元璋努尔哈赤跳起来挨个训斥身后的不肖子孙,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把内容生产的参与门槛降到了只要有“想象力”,人人都可以越过思想和表达之间的“天堑”。新年伊始,个别“AI魔改”视频被整治,主要针对的是“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孙悟空骑着摩托车取经”等类似经典作品的二创视频。人们担心时间长了,会忘记这些作品原本要传达的精神内核,导致文化
今天的城市,常常以一种高度规整的面貌出现。道路宽阔、界面统一、成片开发、风貌整治,共同制造出强烈的“整体感”。但这更多是一种视觉上的整体,而不是生活体验的整体。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受到的却往往相反:步行网络被行车干道与封闭边界层层截断;街区内部又被基础设施和消费动线重新分割;公共空间要么沦为以通行、集散和展示为主的开敞场地,缺乏停留的界面与条件,要么被过度景观化和功能预设,难以承接自发而日常的
二〇一四年,英国文化评论家马克·费舍出版了他最重要的随笔集《我生命中的幽灵:关于抑郁、幽灵学与失落的未来》。作为一名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子弟,费舍曾受益于战后那些“以现今无法想象的方式朝着工人阶级打开”的大众文化系统。BBC公共电视网络、先锋独立音乐与企鹅平装本曾共同塑造了战后英国的大众社会。那是大众文化的黄金时代,无论出身如何,青少年们都可以沿着艺术摇滚与流行剧集中留下的文化线索
丙午正月,与诗人杨键在中山码头附近的长江边漫步。从街巷到江畔,眼界豁然——浩浩江水川流不息,绵延不绝的芦苇在江风中摇曳,我对杨键说:它们真像哀悼者啊。话一出口,便意识到这比喻来自杨键的诗——他的文字早已渗透了我的观看方式。 登上一个崭新的观景台,远处的江面轮船往来如梭,浩瀚的江水让岸边每一个注视它的人,神情和姿态都如此相似,就像芦苇一样拥有了短暂的存在。长江是杨键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读他的《长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变革且急剧发展的时代。追求速度与效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它在创造诸多奇迹的同时,也给个体带来了普遍的疲惫。这种忙碌与虚无并存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无处不在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影响。然而,单纯的理论分析很难直接帮助现实中的人们放下那些紧迫的目标。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本应对此展开批判和反思的阵地——大学,以及在其中工作且熟谙上述理论的教授们,也同样
一、时代精神与个体 如果将长十九世纪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七八九至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年代、一八四八至一八七五年的资本年代和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四年的帝国年代,长十九世纪的终结正是短二十世纪(极端年代)的开始,黑塞(Hermann Hesse)正是这两大时代的转折中人。一九一一年九月,黑塞开启了从欧洲前往印度的旅行,据说途中还遇到一个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辛亥革命爆发激励自己迅速回国。这趟印度之旅自然也为十一年
普尔奇内拉(Pulcinella),那不勒斯即兴喜剧中的经典角色,名字源于意大利语中的“小鸡”。驼背细腿、高帽白衣,戴着丑陋的鸡嘴面具,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粗俗不失机敏,冒失却总能脱险。可以想见,这样的角色自然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从英国木偶剧《潘趣与朱迪》、法国滑稽戏小丑吉尼奥尔(Guignol),到我们熟悉的匹诺曹、中国现象级游戏《原神》,普尔奇内拉的影子无处不在。很难想象,这个在意大利几乎家喻户
帕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国际知名的南亚历史与政治研究学者,印度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学派的代表之一,说自己在二〇二〇年秋,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肆虐之时,在加尔各答自己家门口,看到有人匿名留给他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份用“北印度广泛使用的语言”(后面他用了“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这个名称,不同于梵语化的官方印地语,这是混合了大量阿拉伯-波斯
去现场看球王梅西一直是儿子在美国期间的最大心愿。鉴于住在戴城,我们早早预订了二〇二五年五月同处北加州的圣何塞地震队对阵梅西所属的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门票。虽然是梅西的客场,但没有关系,梅西肯定能享受全美主场待遇。按照二〇二六年初“福克斯体育”的报道,足球已经替代曾经的国球棒球,跻身美国最受欢迎体育运动三甲,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梅西效应”! 为了近距离目睹梅西的进球,我们特意买了南助威者看台的球票,这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既是近代地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普鲁士重要的博物学家,除此之外,他更是被包括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783–1830)在内的部分拉丁美洲政治家、学者誉为继哥伦布之后“新世界”的第二位“发现者”。 洪堡和法国植物学家埃梅·邦普兰(Aimé Bonpland,1773-1858)于一七九九
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讨论上帝的能力时指出:“上帝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一匹驴。”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将阿奎那的观点总结为:“上帝不能愿望本身不可能的事;他不能使一个矛盾变为真实。”这是神学理性对绝对权力非常清醒、客观的认识,这样的理性运用到世俗社会的治理中,也可以算是一种政治理性。 比如法国飞行员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童话小说《小王子》中的那位“绝对的君主”:主人公小王
斯蒂芬·金在《它》里说,注释“像荒野上的曲折小径,只要转错一个弯,就会让人走到满是荆棘的死路上或沼泽流沙里。我在大学时的教授就曾说‘看见注释,立刻踩住它的脑袋把它杀死,免得它另生枝叶’”。这是小说人物就地方史志一类的书而发表的看法。他急于寻找杀害儿童的邪神的线索,故对旧资料中详尽的注释有点不耐烦。 好的注释是读书的一大乐趣,比如潘光旦为霭理士《性心理学》作的译注,补充了丰富的中国材料,大多取自笔
五颜六色好分,黑白却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