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云南文风鼎盛、作家层出,文学创作得到空前发展。活跃于乾嘉之际的刘大绅,精于诗文,宣扬周孔之道。在文学观念上,他批判单纯追求技艺而背离大道的创作,主张诗之本“不得以技而废乎道”;在文章体式方面,他主张作文不要有门户之见,倡导文无定体、诗无定格;在情文关系方面,他强调文章由情感生发而来,无须刻意空谈大道,真挚的性情自然蕴含大道。
[摘要」《红楼梦》中书写了大量的日常物品,这些物品对主旨表达、人格塑造、情节演进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以道具为载体,暗示贾府的盛衰之势和宝黛钗等人的婚姻爱情结局;同时通过对物象的书写,在人格塑造上展现人物的自我意识和性格特点,并传达其情感。此外,作者还借着道具调整叙事节奏,因物引事,勾连贾府内部矛盾,作用于人物的行动。从物叙事的角度解读《红楼梦》,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小说的艺术价值,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摘要」小说《恋》以庄亦雅对古玩从旁观生趣、爱上收藏,直至视古画为生命的历程为主线,以“七七事变”前后战况的变化为辅线,讲述了当他面临古画、性命和气节的选择时,怯懦并妥协,没有斗争勇气。老舍以“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作为结局,深入人性,探讨执念对人的异化,更引人对造成这出悲剧的社会根源进行深思和批判。
[摘要」以叙事学相关理论为视角,揭示沈从文《边城》中“哀感”作为统摄性文化心理结构与叙事美学核心的双重功能。沈从文通过叙事策略,将小说中“哀”的内核转化为可“感”的审美体验,在情感与结构的互相作用中构建“哀感”的美学体系。研究通过对叙事时间和审美距离的聚焦,探索《边城》中具有现代精神特质的“哀感”美学范式,为解读沈从文提供一条新路径。
[摘要」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以其近三十年的驻藏经历,成为边疆民族题材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作品通过自觉的历史意识与复合型叙事策略,构建出立体可感的西藏历史文化图景。其历史书写呈现为地理勘察、文献考辨与口传采录互证的“复调”模式,并在“闯入者”与“对话者”的身份协商中,达成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叙事上,作品以田野“深描”确立权威,融合全知、限制与当事人视角形成复调表达,在纪实语言中注入诗性隐喻,形成实证与文学张力并存的语体。这些实践拓展了“大散文”文体,确立了学者化写作范式,有力打破西藏的刻板印象,为跨文化理解与民族历史书写提供了方法论参照。
[摘要」19世纪的俄国处于社会剧烈转型时期,阶级矛盾激烈,文学成为揭示社会苦难的重要载体。其中,《铁路》以铁路建设为叙事中心,通过个体遭遇呈现集体命运,构建多重结构以引发读者的道德判断,并在语言与情感之间建立起表达张力。因此,围绕该作品进行诗学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19世纪俄国文学的人民立场与审美取向。
[摘要]《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的复仇形象,始终交织着“被压迫的边缘者”与“施害的复仇者”的双重身份张力,这一张力随其人生轨迹呈现出“初构—撕裂一重构—崩塌”的动态演进。初入呼啸山庄,他以“吉普赛孤儿”的异质身份遭庄园秩序放逐,却在与凯瑟琳的灵魂共生中锚定脆弱自我;凯瑟琳的阶级偏见式背叛与辛德雷、林顿家族的持续压迫,彻底撕裂其身份认知,使其从创伤承受者蜕变为暴力施害者;复仇路上,他试图以庄园掌控权重构身份,却陷入“复制压迫者”的自我异化;最终,双重身份的不可通约性与复仇的虚无本质,将其推向存在荒诞的悲剧深渊。结合文本细读、精神分析与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以双重身份的动态演变为线索,剖析其身份困境,揭示悲剧内核既是维多利亚时代阶级壁垒对边缘个体的碾压,也是创伤个体身份认同崩塌后的必然毁灭,其形象至今仍回响着现代社会个体身份建构的永恒命题。
[摘要」《金翅雀》是美国作家唐娜·塔特历时十余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以一场博物馆爆炸为起点,由此铺开主人公西奥多·德克尔背负创伤与试图复原的漫长历程。创伤记忆凭借入侵般的感官意象与失衡的心理时间机制,在叙事内部形成了持续且猛烈的张力。借助创伤叙事理论,试图剖析文本中创伤记忆如何以时空错位的感官碎片形式浮现,并探究主人公如何借叙事重构与艺术疗愈,实现自身的创伤复原。最终希望通过揭示叙事行为与创伤疗愈之间的复杂路径,探析西奥多自我认同的艰难重建过程。
[摘要]荒诞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运用加缪荒诞的“三一性”理论,立足默尔索的形象对《局外人》的荒诞书写进行剖析。小说中的荒诞体现为人类对意义的追求与客观非理性世界的对峙:默尔索先是作为“世界沉默”的肉身,无意识地消解社会规则;后在审判中,系统异化为压迫性的“世界”,与他觉醒的本真性发生终极冲突。最终,他在拒绝救赎中完成从“局外人”向“反抗者”的转变。默尔索为人们审视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启示。
[摘要」特德·姜的小说《软件体的生命周期》通过“数据地球”与数码体的设定呈现出一个由技术构筑的数字化生存空间,揭示了媒介如何深度介入人类经验、情感结构与主体认同。本研究在媒介环境学视阈下,通过分析小说中虚拟养育、情感投射以及数码体的产业化生产,讨论了虚拟生存中的情感异化、责任意识淡薄与被淘汰群体的边缘化问题。研究表明,《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不仅是一种对数字未来的想象,更构成了一个关于媒介环境、虚拟生命和社会伦理的思想实验,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生存现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摘要」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陶渊明以其质朴平淡却别有韵味的语言,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与清新自然的田园景象结合起来,形成田园诗流派。在陶渊明120余首存世诗歌中,饮酒诗占比过半,《饮酒》组诗二十首其五尤受历代文人雅士推崇。该诗中“悠然见南山”与“悠然望南山”的异文之争,自北宋苏轼发端以来,迄今仍未有定论。尽管最早收录此诗的《文选》作“悠然望南山”,然现今通行文学史著述及各类选本、中小学语文教材多采东坡先生的“悠然见南山”之说。拟通过梳理“悠然望南山”与“悠然见南山”之争的学术脉络和近年学界对“悠然望南山”之说的重新审视,结合文献校勘学的相关要求,就此异文问题提出个人见解。
[摘要」《左传·宣公二年》中“赵盾弑君”的叙事以“实录”与“评判是非”成为史传伦理研究的重要案例。刘勰“直笔”强调的是“按实而书”与“明辨邪正”。通过分析《左传》对晋灵公暴虐、赵盾劝谏出奔及赵穿弑君等情节的铺陈,可见其叙事既未回避赵穿亲弑的事实,又通过“亡不越境,反不讨贼”的伦理追责,实现了史实记录与伦理评判的统一。这种描写是刘勰所推崇的“直笔”深层内涵的体现,揭示了先秦史学“实录”精神与伦理教化功能相融合的叙事伦理特质。
[摘要」《穆天子传》自西晋出土问世,于《隋志》中首次记载,历代相沿著录,流传至今。其在明清时期由史部到子部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这个变化可分为两条线索来理解:一是萌芽于明代的私家目录,二是成熟于清代的《四库提要》。众多学者试图探究其中的原因,而忽略了王朝的文化交流对其类目变化的影响。从明清开始,文化交流从民间到社会上层变得更加狭窄和凝滞,文化交流受阻的现实作用于文化心理,导致学者对先秦时期文化交流现实的理解失真,这是《穆天子传》类目变化的重要原因。
[摘要」中国古代志怪故事中的换头情节,是古人探索自我本质与身份认知的重要资料,但其题材的小众性与情节的奇幻惊悚性,导致学界对其背后身份观念的系统性挖掘尚不充分。以换头叙事为切入点,旨在通过探索此类故事中的身份界定逻辑、分类梳理中国换头故事的叙事类型、剖析其潜藏的身份认同困境,以期为小众志怪题材的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尝试揭示传统社会的身份建构逻辑与个体认知局限。此类叙事可依据换头的施受关系分为主动接受型与被动承受型,两类故事均围绕身份认同矛盾展开。在他者视角下,需通过记忆连续性与社会关联性重构身份认同;在自我视角下,头身割裂会形成难以调和的自我认同困境。从社会现实层面看,此类故事映射了传统宗法社会中身份绑定于宗族与伦理的固化观念;为理解中国传统身份观提供了本土化案例和奇幻叙事维度的佐证。
[摘要」苏轼的《赤壁赋》作为宋代文赋的典范,兼具深厚的艺术价值与丰富的审美意境。宗白华的“意境”理论构建了一个涵盖纵向层次与横向维度的立体审美框架。以该理论为依据,系统剖析《赤壁赋》在“三层次”意境结构中的审美层次递进,深入探讨其在“虚实”与“动静”辩证关系中构建的灵性艺术世界。同时,通过与王国维“境界论”的比较,进一步揭示该作品跨越时空的审美魅力与哲学意蕴。
[摘要」聚焦“文天祥诗词与崆峒文化”这一核心主题,重点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梳理分析不难发现,文天祥诗词中隐含的崆峒相关文化印记,既体现了他对崆峒文化的认可,也进一步印证了其爱国情怀与道德坚守。通过研究不仅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文天祥的诗词创作,也能为探索古代地域文化与传统道德理念的关联提供新思路,对当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地域文化交流互鉴,具有现实价值。
[摘要」在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往往是家庭不和甚至是家庭暴力的根源,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为此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如,贾环平日仇恨宝玉,借其与彩霞厮闹、距离甚近的契机,烫伤宝玉;赵姨娘与王夫人矛盾深重,嫉妒宝玉,以金之死为契机,积极制造谣言,贾环借机将其传播给贾政,致使宝玉遭受毒打;赵姨娘、贾环与王熙凤矛盾深重,二人以外藩王爷购买使唤丫头为契机,图谋出卖巧姐。这些事件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滋生的人性之恶与家庭悲剧。
[摘要]研究聚焦巴蜀文学在东南亚的传播与接受,基于对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及泰国的个案考察,探讨其跨文化旅行的历史脉络与当代形态。研究发现,该传播进程与中国同东南亚的人文交往史紧密交织,尤其是20世纪后,巴蜀现代作家作品因契合区域社会变革需求而被广泛引介并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其传播依赖由多方力量构成的动态网络,包括民间译介、机构推广与文化名人的象征性作用。东南亚对巴蜀文学的接受呈现出丰富性特征,体现为对古典遗产与现当代创作的双重关注,共同塑造了其在域外的多元文化图景。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东北文学因 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而熠熠生辉;在约一个世纪后,“新东北作家群”横空出世,他们的创作带来何种新的质素,又在何种程度上体现“新”都值得思考。研究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切入,借助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分析东北现当代文学,进而重新理解东北文学,重新评价东北现当代文学,探寻作家书写中独属于东北作家的地理性因素,感悟东北作家群、新东北作家们的独特创作,分析其对文学鉴赏的价值等。
[摘要」以宫泽贤治的短篇小说《要求繁多的餐厅》为中心,通过分析小说中的自然描写、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探讨其作品中体现的天人共生思想,揭示宫泽贤治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刻思考。研究发现,宫泽贤治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象征意象,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倡导尊重自然、与自然共生的理念。通过深化对宫泽贤治生态思想的理解,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摘要」《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哲学理论的重要依托,其中的“心性论”更是孟子异于同期其他哲学家的重要内容。《孟子·公孙丑上》中的“不动心”与《孟子·告子下》中的“动心忍性”形成鲜明的表述矛盾。首先从内在修养过程的角度分析“不动心”的内在含义和外在要求,再从实践路径的视角阐发“动心忍性”的实践要义,最后结合孟子“内圣外王”的追求分析两者的内在关系。
[摘要」旨在穿透荀子与奥古斯丁在“人性本恶”命题上的表面共识,进行一次深入的比较哲学研究。通过逻辑重构揭示二者对“恶”的本质界定存在根本性的范式差异。荀子是在社会伦理学与功能论的视阈下,将“恶”定义为因自然情欲无序所导致的“秩序匮乏”,即“偏险悖乱”的社会失序状态。奥古斯丁则在神学本体论与存在论的视阈下,将“恶”界定为意志背离至高之善(上帝)所造成的“本体缺陷”,即“善的缺乏”。这一形而上学基点的分野,逻辑地、必然地衍生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实践路径:荀子基于“秩序匮乏论”,推导出依靠后天人文教化与“礼义”建构的“化性起伪”之路,其终极目标是现世的“正理平治”;奥古斯丁基于“本体缺陷论”,推演出仰赖上帝“恩典”介入的救赎之路,其终极归宿是来世的“神人合一”。研究通过构建“从本体论到实践论”的分析框架,系统阐明了从理论分野到实践殊途的完整生成逻辑,不仅深化了对两位思想家本身的理解,也为中西方思想关于人性、道德与超越性问题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比较分析模型。
[摘要]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鹅湖之会,常被简化为朱熹“道问学”与陆九渊“尊德性”两种为学路径的对立。然而,若停留于工夫方法层面的理解,则难以揭示其深层的思想张力。朱陆二人的工夫论核心“支离”与“易简”之辩,表面是工夫论之争,实则根植于双方对“心一理”关系、本体论结构及道德实践前提的根本分歧。朱熹坚持“性即理”,主张通过格物穷理以复性;陆九渊则以“心即理”为宗,强调发明本心即可贯通天理。二者对“理”的存在方式、“心”的认知能力及“道德如何可能”持有不同预设,由此导致工夫路径的必然分化。这一分化不仅塑造了宋明理学内部理学与心学的分野,也为后世儒者如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以统合本体与工夫,埋下了深刻的思想伏笔。
[摘要」朱熹把“理”上升为超验本体,但当他把“理”推演到现实人性物理时,内在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遭遇了巨大的理论危机。为此,王阳明用“良知”取代“理”,把“理”收归于“心”,以“良知”为本体来克服“理”本体带来的问题。良知是精神主体,其显著特性是虚和无,它超越理的道德本体而成为宇宙本体;主体作为本体,心与性、理、良知得到了有效统一。因此,要达到主体与客体、人与天的合一,只需向内求索致良知,而不必到客观事物上去寻求。
[摘要」费希特哲学思想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键所在。费希特建立的知识学体系以“自我”为核心,以主体能动性为本质,以辩证思维为方法,不仅打破了康德秉持的二元论传统,也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研究尝试概述费希特自我哲学的形成条件,剖析“本原行动”支撑的三条原理,解释理论自我与实践自我的关系,进而展现这一哲学体系在创造性与主体性、认知与价值建构等方面的当代意义。费希特强调的自我能动性、辩证思维及自由与责任统一的阐释,为解决当代主体性建立、价值引导等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启发。
[摘要]运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荣格的阿尼玛原型,论证射雕三部曲中三位男性主角的孤儿身份构成主体缺损的原型结构,而女性角色作为阿尼玛的具象化,既是男性自我整合的心理镜像,又是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行动者。这些爱情关系本质上是主体性建构的心理过程,三位男性主角郭靖、杨过、张无忌均以孤儿身份出场,这不仅是情节设置,更是心理原型的征候。用荣格的术语,他们代表自性分裂或未完成的个体,需要通过与阿尼玛(男性心灵中的女性意象)的相遇实现心理整合。而黄蓉、小龙女、赵敏既承担阿尼玛的原型功能,又突破这一限制,展现独立的主体意识。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解释:恋人是彼此的镜像,在相互凝视中完成自我认同,但与婴儿镜像阶段的单向性不同,金庸笔下的爱情是双向镜像,双方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缺失的部分,从而相互构建、相互完成。
[摘要」《上李邕》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七言诗,此诗情感复杂饱满,艺术表现奇幻浪漫,通过雄奇的意象与豪迈的情感展现了李白不畏权贵、自信锐气的精神风貌。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生态翻译视角出发,以文心一言AI翻译版本、许渊冲译本为基础,通过生态翻译理论下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对《上李邕》的两种译文进行对比,探讨两种译文的翻译特点。研究发现,AI翻译还无法实现人工翻译对内容和情感的准确传递,而生态翻译学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当下,有助于中国语言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摘要」以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为框架,结合本雅明废墟美学中寄喻的破碎性、忧郁性与多义性核心特征,系统分析葛浩文《孽子》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译者通过直译倒叙结构、增译暴力语言、构建“火”意象链条、意译重构文化意象等手法,成功实现原作美学特质的跨文化传递。葛浩文的翻译既达成了文化功能对等,又在英语语境中塑造出兼具绝望与温情的辩证美学世界。
[摘要」聚焦《聊斋志异·画皮》的英译本,基于体认翻译学理论,分析感官维度(视觉、听觉、触觉)的词汇翻译创仿。以闵福德译本为核心,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比细读,揭示其在激活多感官体验和传递文化意象方面的独特策略。研究指出,传统翻译方法常简化鬼狐、人皮等复杂意象,难以保留原作的感知冲击力,而体认翻译视角可为此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引入其他译作片段作对照,进而凸显闵福德译本的文化再现价值,并在结语中简要指出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
[摘要」《北京折叠》通过高度寓言化的叙事方式呈现出社会空间与阶层结构的分化特征。在刘宇昆将其译介至英语后,原作的叙事细节与文化内涵在跨语言转换过程中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以英译本Folding Beijing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翻译观的视角出发,结合具体文本实例,围绕语言修辞、文化意象与社会语境三个维度,对译者的处理方式进行系统考察。分析表明,译者在不同语境中采取了多种调适策略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但部分处理也使原作中社会批判的重心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北京折叠》的英译不仅涉及语言转换,更反映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所做出的取舍与判断。
[摘要」当前,藏族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以及相关翻译研究发展较为缓慢。优秀藏族文学作品英译本能够促进其国际传播,并补充该领域的翻译研究。选取国内知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汉语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及美国译者约索·戴尔(JoshuaDyer)英译本Prayers in theWind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译本中以文化负载词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因素的英译效果,探讨适宜的英译策略、方法与技巧,优化其对外传播路径,为优秀藏族文学作品走出国门提供可行方法。
[摘要」当前,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正朝着语言学、文化研究等维度向纵深发展,推动着文化翻译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翻译即是叙事建构的过程,以此观点重新审视文化场馆双语宣传文本,从叙事时空建构、文本素材选择、叙事标示、人物事件再定位等后经典叙事学的视角进行再叙事和编译整理,强化叙事逻辑,提炼传统文化的内涵,可深度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塑造具有国际传播辨识度的城市形象。由此提出的翻译策略有助于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本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以叙事为桥梁传递文化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