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晴:孙老师好!您的创作历程从1980年代《情感化石》《访问梦境》等诗歌小说,到1990年代《呼吸》《忆秦娥》等名篇,再到2022年的《千里江山图》,持续有四十年。新世纪初在《上海壹周》的经历,相对不受研究者注意,但这期间您创作了大量散文随笔。 孙甘露:《上海壹周》是在2005年、2006年前后,主要是工作原因,我先是在《上海壹周》,然后到了上海作协机关。至于有关我小说的研究,还是集中在198
→ 我第一次看到孙甘露老师的名字,是在2003年,在考研指定的当代文学教材上。一个来自鲁西北的内陆小城、双非高校里的青年,除了在大学教材上看到“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为《访问梦境》《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坛子》等这种条目之外,很难获得其他有实质性内容的文学信息。文学史教材和教授们所讲述的作为专业定位的语言游戏、先锋写作之类的说法,会让人觉得那是一种正确如机器般的词语,除了作为考试答题的工具
自 1980 年代以来,孙甘露的先锋小说便是各类艺术语言的“结晶体”:绘画、诗歌、散文、电影、音乐,甚至展览与装置艺术。在此延长线上,《千里江山图》于作家个人,是语言艺术上的集大成之作;于公共视野,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它覆盖如此广阔的读者受众,构成别具意味的文学现象:为什么小说表面看来是一个常见的谍战故事,却带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更进一步而言,在远离了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这个历史故事
编者按: 1928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这间“自己的房间”,既指物质空间,也指女性独立思考、自由书写的精神空间。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女性的写作境遇已经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一方面,女性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加,经济更加独立,“她题材”在出版和影视领域备受关注,女性声音被前所未有地听见、传播;另一方面,在流量逻辑、类型化写作与性别议
张怡微:鲁豫老师您好!首先特别感谢您愿意接受本次访谈邀约。如今,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您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实践,包括创作、翻译、传播等方面的成就。我也很希望能让更多文学研究者意识到,在新的时代,跨媒介传播、影音创作、翻译等这些不同的形式,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实践。 录制播客《岩中花述》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在线上见到您。当时最让我惊讶的,是您的阅读量。高中的时候,我就看过您的
引言:“先进性”法庭上的女性创作者 2025 年 11 月 5 日,具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播客《岩中花述》发布了主理人鲁豫与“菜场作家”陈慧的对话。原本处于不同社会位置与叙事场域的两位女性,促成了精英女性叙事与基层女性叙事彼此走近的真诚互动,但其互动过程也显示出彼此理解的难度:陈慧需要在“观念”与“现实”之间,在他人的讲述与想象之外,反复明确自己的位置与想法,因而被部分听众界定成“反驳型人格”。
尽管女性艺术在当代艺术场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可见度,但可见性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权力结构的改变。女性经验依然频繁地被简化为创伤、私密或柔弱等单一叙事,女性创作也常常被包装为可供消费的情绪商品。那些复杂、矛盾而难以归类的个体经验,则不断被压缩进既定的阐释框架之中。更深层的困境在于,观看与解读仍然受到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人们习惯以性别特质解释女性创作,却忽略了身体处境、历史经验与制度环境对于表达方式的塑
——从冯至、骆一禾、海子、张枣说到新世纪 在古希腊神话中,俄尔甫斯与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① 与许多古希腊神话人物一样,他具有神性和肉身性的双重血脉:有时他被认为是阿波罗与缪斯之子,也有说法认为他是色雷斯国王埃阿格鲁斯与缪斯所生。但九缪斯女神之一的卡利俄珀是其生母,却没有疑问。这种双重血脉,让他有诗乐异禀,也对应了他的死亡和复活。在很长时间里,他被认为是与荷马和赫西俄德并举的诗人鼻祖。古希
朱朱的诗以经典重释、诗画互构知名 ① ,在此过程中,他也总能将感知、记忆与时空经验转化为反复体验,并在回返中持续生产某种余地或间隙性中间地带。比如《楼梯上》《后院——赠李青》《林中空地》《拉萨路》《忠孝东路》等,题名本身就暗示着一种界面位置,时间的张力与空间的不稳定性被组织为感知的缓冲层,从而安放那些被推挤或遗落的事物与情感;《小城》《五大道的冬天》《旧上海》《双城记》《马可·波罗们眼中的中国》等
一、问舞:舞蹈诗的神性尺度 中国的古典诗词历来与舞蹈关联度紧密,可谓诗、乐、舞交融于心。诗人或畅心而抒或借舞叹世或寄情于舞,诗中不乏曼妙的步态身姿、舞榭歌台具细,又不失为古典舞蹈形态的重要记载。中国台湾诗人杨牧的舞蹈诗尤盛,以舞为题之作有《问舞》《答舞》《舞者》《单人舞》《双人舞》《四季的十行诗(为江青舞蹈作)》六首,以舞入诗之作更是不胜枚举。已有个别研究者触及相关内容 ① ,然诗舞交融直抵神性
一、1990:“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1990 年元旦,北岛离开挪威,独自前往瑞典生活。前一年的 9 月到 12 月,他在奥斯陆大学任访问学者,那里正值极夜,“从秋到冬,好像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 ① 。天空的颜色,也很像是他 1974 年创作小说《波动》的那间摄影暗室,无昼夜之分,仅是心境不同。据友人万之(陈迈平)回忆:“北欧的秋季短暂而紧接着就是黑暗寒冷漫长的严冬……他在奥斯陆的那段日子,
——《〈九叶集〉序》的版本修改 曾于 1940 年代后期活跃在上海《诗创造》《中国新诗》周围的五位青年诗人辛笛、唐祈、唐湜、陈敬容、曹辛之与同为西南联大毕业生的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在 1980 年代初以“九叶”之名重新聚合(其时穆旦已故),堪称中国新文学史上一次经典的流派建构事件。1981 年 7 月出版的《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诗集的出版标志着九位诗人首次以流
引言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科史研究已呈蔚为大观之势,李浴洋指出“学人研究”之于学科史的重要性,“这一学科的不少学人都具有实践者与行动者的品格,而这也是学科特征的重要保证” ① 。孟庆澍则提出学科史应当“眼光向下”,“为普通学术工作者留一席之地”。 ②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既有赖于名家巨擘的指引,也离不开无数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合力推动。1980年代初问世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文简
茹志鹃的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下文简称《剪辑》)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不久后荣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对其“反思文学”思潮代表作的文学史地位的确立至关重要。然而,《剪辑》的获奖过程实则蕴含一段鲜被论及的曲折。依据评奖规则,同一位作家当年仅能有一篇作品获奖,但茹志鹃的另一篇小说《草原上的小路》(下文简称《草原》)同样在候选之列。在评委会讨论之后,《草原》“获奖呼声仍高,得
铁凝的文学创作(小说与散文)坚持艺术创新,不断追求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在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中,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美学高度。虽然她也向西方文学学习各种表达方式,但她总是能将它们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经过“文化磨合” ① ,在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古典感”。这种“古典感”,是一种古典氛围、古典意趣和古典风格,大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也有向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尤其是散文传统学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众文学迅速崛起,文化从精英圈层向日常生活全面渗透,以类型化、商品化的形式为大众所接受。进入 21 世纪,谍战小说产量高居大众文学前列,然而,在获得广泛市场认同的同时,其文本内部却呈现出“以书写责任来回避责任” ① 的意识形态悖论。无论是叙事层面对智力游戏的过度倚重,还是历史观层面对革命记忆的传奇化、猎奇化消费,都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谍战文类内在属性的“去历史化”,使之
在小说《透视法》中,班宇颇具趣味地构造了一位沉迷绘画的人物陈琳,她给初识的“我”发送短信,指出画布上所有事物终将汇集,凝练成如黑洞般虹吸的“灭点”: 这是人为的发明,并非视觉真理,它的功能在于将眼睛理性化,在透视法中,一切可被尺度所公平测量,当然,也包括距离与错觉在内……透视法的风靡,与美第奇家族有很大关系,他们由资本家变身为贵族,赞助使用这种方法的艺术,原因是,这更符合他们推行的共和制,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