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尚书》等早期文献看,“邦伯"总体上属于商周诸侯体系范畴。晚商卜辞中的"邦伯"多数服从商王室调遣,亦有一些邦伯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晚商邦伯的权位主要来源于其在族邦内部的身份,对于商王的依附性较弱。此时期邦伯游走于王朝诸侯体系内外,是殷商诸侯体系中的主要变量。商周变革后,殷商的诸侯体系转化为西周诸侯体系,相较殷商时期,邦伯对于王室的归属性显著加强。按照地域划分,西周时期邦伯大致可以分为东土系邦伯与西土系邦伯两大类。两类邦伯的地理、政治、文化、军事等背景以及在王朝诸侯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很大差异。西土系邦伯作为周人的盟友,是王室倚仗的重要军事力量;多数东土系邦伯应属于西周王朝诸侯体系,往往与王室及同地域侯国分别存在关联,且与同地域的封侯构成等级关系。
[摘要]南宋时期,户部虽然管辖的财赋较北宋后期有所缩减,但仍是中央财政管理的重要机构,其行政运作深刻影响着国家财政状况,是观察当时中央财政体制运行与央地财政关系的重要切口。南宋在开禧北伐前,曾维持较长时期的和平。其间,户部对所管经费的计度和监管较为严格,收支总体保持平衡,但经费紧张、入不敷出的问题也不时出现。究其原因,既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也与财赋征调窠名繁冗、央地利益错位、监管分工不合理等制度性因素有关。为应对财赋困境,户部或借用朝廷钱物应急,或完善财务审核机制,同时采取了一些刺激地方积极性的增收措施。剖析户部开支管理与财赋筹措的机制,有助于深人理解南宋计司“财匮"的程度与制度性成因,进而思考“阶层性集权”与“地方无序性”长期并存背后的官僚行政逻辑。
[摘要]同治朝秘绘新图之举,是中国近代首次全国性的地图测绘活动。此番舆图勘绘的主要缘由在于咸同之交中俄界务交涉中,清朝地图绘制粗疏,内容陈旧,造成官方地理信息认知困难和过度依赖俄方地图。不过,1864年总理衙门奏请秘绘新图,并未将眼光仅仅局限于陆疆一隅,而是延伸到沿海沿江,乃至清朝全域。总署奏准之方案,虽以“新图"为追求,但此中之“新”,主要表现为立足于实测的地理信息之更新和精细,而非制图技术的革新与西化。最终,各地绘制出一批较为精详的新图,但离总署的最初设想尚有不小差距。这些舆图成果,在地方治理和后续地图绘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它远未改变清朝在界务交涉中亟缺陆疆精准舆图的局面。至光绪初年,此前存在的舆图困境非但未见缓解,反因边疆危机加剧而更显深重。
[摘要]清前中期,鉴于漕运、水利之重,国家奉行“无碍河流"的清厘准则,限制孔府拨补祀田。光绪年间,孔府借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之机,晋京转圜,得到清廷支持,但祀田缺额问题直至辛亥鼎革仍未解决。进入民国后,无论是北京政府颁布的《崇圣典例》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拟定的《曲阜林庙改革办法》,均旨在将祀田清厘升科收归国有。然而,祀田关乎孔府生计与孔庙祭典的双重属性,不仅引发孔府的强烈抵制,也导致政府内部分歧不断、政令反复。近代曲阜孔庙祀田的清厘历程,蕴含着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宗族的多重冲突与调适,既为理解孔府与政权关系的疏密变化提供了经济维度的补充,也折射了土地制度近代转型中新旧杂糅、家国交织的复杂面相。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敌后开展的军民誓约运动,是应对日伪“治安强化运动”、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政治动员实践。军民誓约以传统盟誓为载体,融合抗战使命与现代政治理念,通过集体宣誓、冬学教育等形式,引导军民将“不做汉奸顺民"等承诺内化为行动自觉。军民誓约最初与国民政府国民公约有内容与技术的相似性,但是在动员实践中又逐渐实现了话语迭代与实践创新,誓约也从应急动员的方法逐步融人到中共战时动员体系,成为凝聚社会资源的制度化工具,抗战胜利后又被赋予了反对内战等新内涵。军民誓约运动是中共对战时动员方式的新探索,是提振民族气节、维护抗战秩序的有效实践,为理解该时期基层政治运作与敌后社会整合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生产集中、资本集中为典型特征的垄断化趋势在南俄煤炭行业内部日益显现。迫于能源转型背景下石油行业对煤炭行业的压制,南俄煤炭行业提出通过企业联合的方式,成立煤炭销售辛迪加,在煤炭行业内部实行统一生产、统一定价、统一销售,以图调节煤炭市场,应对行业危机。煤炭销售辛迪加的制度性弊端,使其既难以压制来自下属企业日益强烈的离心倾向,也无法抵挡煤炭市场上大宗消费者对下属企业的分化策略。煤炭销售辛迪加对南俄煤炭市场进行调控的愿景难以实现。作为在俄国实行经济统筹的早期尝试,研究煤炭销售辛迪加的经营活动对于全面理解19—20世纪俄国经济格局的变化具有启发意义。
[摘要]杭州是麻风病中低流行区,自宋代以来一直未有麻风院隔离收容麻风患者。清末梅腾更医生主持杭州广济医院后,在万国麻风救济会和杭州地方官绅资助下,创建专门收容麻风患者之广济麻风医院,并将广济医院内原麻风病房改造为“麻风妇孺之家”,为麻风患者提供食宿、治疗、疗养和福音生活。在19 世纪晚期现代医学无力治愈麻风病且英美世界采取强制驱逐“麻风中国佬"时代,杭州广济麻风医院所确立之“隔离疗养与福音洁净"模式,重传教轻治疗,既有某种程度的“身体的殖民"色彩,亦不可否认其为近代中国处置麻风问题带来“治疗、疗养和劳作”相结合的“卫生现代性”。
[摘要]中国思想史学科从借鉴到创建,再到对文本的多元化阐释,形成了与其他学科交互会通的态势。跨学科虽丰富了学科主体内涵,却无法厘定出学科边界。“四重证据法"通过器物、文本等多维度实证,支撑"贯通三才"的路径;“味觉优先论”立足"人之身"的感知经验,丰富"弘道"的实践内涵;“山中史观”以“人之行”为视域,将“弘道”转化为“人之迹”;“渔樵史观”利用“人之悟”,反思历史之道,实现“化成天下”,这些方法论通过人的主体活动建构起了“人文秩序”。相较跨学科研究的泛化倾向,“人文秩序"以“弘道”为内核、“贯通三才”为路径、“化成天下"为旨归,形塑出边界自觉的学科主体。
[摘要]“无为"是贯穿道家政治思想史的核心概念之一,但在这一概念的背后却有着极为复杂的衍变历程。“无为"在《老子》思想中的意涵是“清静无为”,即整个统治者群体为民众营造宽松的生存空间与敦厚的社会氛围,使民众自发实现物质富足与德行成长,其对应的社会原型是具有地方自治能力的封建(分封)制社会、是道家原生思想。“无为"在战国黄老思想中的意涵是"分工无为”,即臣民在君主制定的制度轨道中各司其职、君主不必事事亲为,其源于“垂拱"传统、并非道家原生思想,对应的社会原型是由皇权官僚制直接管理的帝制社会。“清静无为"与"分工无为"在汉初黄老学中发生了融合,即在保持行政框架基本职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民间社会的干扰。两种无为融合的缘由除了有秦亡之鉴,也是黄老学内部多样性与思想变迁的成果。
[摘要]在近代中国封建一词的含义产生剧烈变化的过程中,陈独秀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尽管在他之前的近代中国舆论场域,封建一词在封邦建国的中国古义之外已经逐渐衍生出了对一种落后于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指涉,但是像他那般把封建的意象完全负面化仍是相当引人注目的。更由于他在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强大影响力,使得一种泛化的封建观逐渐流行了起来。尽管泛化是陈独秀封建观的一条明线,但陈独秀的封建观并非一成不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也即进化论思想促动下的萌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高扬以及“不断革命"论笼罩下的退缩。这三个时期的演变分别为此三种理论视域所支配。
魏明帝曹叡于青龙四年(236年)四月创设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陈寿:《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7页),且以秘书监王肃兼领祭酒(陈寿:《三国志》卷一三《钟繇华歆王朗传》,第416页)。传世文献中关于崇文观之记载稀缺,《通典》等只能标注崇文观“其后无闻”(杜佑:《通典》卷三 0 《职官》,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22页),此情形遂致学界对崇文观诸多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