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阅读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那部油画鉴赏散文集《另眼看艺术》时,看到作者无端地在前言第二页中,插入了一幅风景画《坎佩尔莱(菲尼斯泰尔省):华丽的桥》。书中没有对这幅画的评论,查了半天,没有找到画家的信息,但我知道菲尼斯泰尔是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省,政府所在城市就是坎佩尔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幅没有栏杆的多孔石拱桥油画,恰恰是一直出现在我梦中的最华丽的水乡桥景。 桥,是跨越江河湖
等我人到中年,书不能说读得差不多,至少也有多少积累了,就萌生出越来越强烈的 “走万里路”的愿望,可惜一直缺乏合适的机缘。之前也曾尝试过背包旅行,然而走马观花,无从了解风土人情和地域历史,达不到我的心里所愿。读过书要走的路,不应该是浮光掠影的路,而应该是刻下印痕的路。意外的惊喜来自二0一一年春季,我从系主任欧阳光那里知道了中文系负有支援西藏民族学院 (2015年升格为西藏民族大学,以下简称 “民大”
数千年来,人类文明虽然去日苦多,但毫无疑问是总体向上的,每次产业革命,造就的都是岗位扩张、经济繁荣。但面对AI变局引发的本轮产业更造,我们须谨慎乐观,多一点儿敬畏,因为仅凭历史经验,后果可能如休谟说的那只摇铃就以为一定来食的鸡,其最终的归宿是主动送头的残酷。新的卢德主义不大可能阻止技术革命的AI时刻,我们却有必要对质未来,自省自警,担心并假设这是智人文明的最后一跃,忧惧并怀疑AI发展的每一条捷报都
对于贾芝和贾植芳的学术人生,论者大多聚焦兄弟二人“悬殊”的人生际遇,对兄弟二人 “殊途”写作甚为详细,我在此处想写写两人的 “手足情”。 贾氏兄弟的文学 “同途”和 “叠合”的友人 贾芝和贾植芳因为共同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选择了具有 “救世”意味的文学。只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贾芝从作诗转向研究民间文学,贾植芳则从事的行业较 “杂”,他翻译过 《契诃夫手记》,撰写过 《近
香港理工大学翟志成教授大文《冯友兰研究的所见、所感与所思》(载《随笔》2020年第5期),总体来说言之有物,立论公允,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谨治学态度令人感佩。唯豹尾说:最近十年,随手翻阅内地与冯友兰相关的文字,大都是一边倒的揄扬和赞颂,似多少有些以偏概全。冯友兰先生在内地舆论场上,既不存在“昔日的全盘否定”,也不存在“今日的全盘肯定”。他多数时候处于学术、政治的旋涡,朝野争议较大,褒贬难分
二十世纪末,布哈林的女儿尼·古尔维奇 布哈林娜给我寄来她父亲在监狱里写的诗作 《欧罗巴与亚细亚》。我读后顺手把它译成中文,一直放在电脑里。近日整理诗稿,把它找出,加上一些注释。下面就是诗的全文。 欧罗巴与亚细亚 欧罗巴还是婴儿,/亚细亚已经光芒四射,/有猛虎和五人院 (古监察机关)。/神圣的印度河与恒河的河谷,/中国伟大的黄河长江,/辽阔的流域哺育出古老的文化,/昂首面向理性的高山。/古代的巨
阅读卡夫卡,乃至因为某种缘由———譬如他诞生或逝世多少周年———纪念他,实际上是在关注我们自己。世间没有一位作家像卡夫卡那样真切揭示了你我的境遇与命运。然而这却未必是他的本意。卡夫卡临死之前嘱托友人布罗德销毁其全部遗稿,并希望业已发表的作品也尽数失传,显然拒绝继续与世间相识及不相识的人分享他的感受———是的,他不过写下了一己的感受,对他来说也就足够了,是我们觉得与他深有共鸣,分别活进他的感受里了。
一 吕叔湘是语言学家,对古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独创而精准的解读。挑个例子来看看: 要求有关单位限期退还被占用校舍。 要求有关单位尽快退还占用的校舍。 两句话字数一样,开头和结尾都很相似,如果评价这两句话的优劣,即便中文系出身的老师或学者,正儿八经地看了又看,也未必会有正确答案。语言学家吕叔湘的答案是这样的: 主要的差别在于一个有 “被”字,一个没有。究竟是有“被”字好呢,还是没有 “被”字
一 人类捕捉光的历史,把光照对象变成作品,是从摄影开始的。 众所周知,摄影术的发明者是达盖尔 (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人们很少提到同样是摄影技术先驱的尼埃普斯 (Joseph),原因当然是他在摄影术获得专利时已经中风去世了好几年。客观来说,尼埃普斯至少是受到了轻视,因为只有达盖尔才拿到了政府颁发的养老金。尼埃普斯的儿子起诉政府,父亲的功绩才得到承认,他也顺
李叔同说贝多芬 说起李叔同 (1880—1942),这位中国近代不世出的文化天才有很多头衔,音乐家、画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开拓者之一等等,当然都对。但他还是推介过西洋“乐圣”贝多芬第一人,似鲜为人所提及。 “丙午正月二十日”,即一九0六年二月十三日,李叔同在日本编辑出版了 《音乐小杂志》第一期,时年二十六岁。此刊版权页署 “编辑人李叔同”“出版部公益社”“贩卖所上海四马
一 陶渊明在诗坛的地位到了宋代以后有明显提高,而宋人追陶诗不得不说跟苏轼有很大关系,因为陶渊明在苏轼眼中是一等一的大诗人,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苏轼推崇陶诗的原因,后文中将会提及,这里想说,正是苏轼盛赞陶诗,所以尊陶崇陶在宋代的文坛形成了风气,盖因苏轼是文坛领袖,影响了整个诗界的趣味。当然他这
乙巳春节在内子老家邯郸过年,到周边区县寻墓访古,磁县北朝墓群和北朝考古博物馆让人大开眼界。 磁县北朝墓群系东魏、北齐皇家和勋贵墓群,在方圆十五公里,两百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一百三十四座墓穴。这批墓穴长期被误为曹操的 “七十二疑冢”。一九八0年,经邯郸地区文物普查后,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更名为 “磁县北朝墓群”,一九八八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什么磁县会出现这么大面积的 “北
一九八八年八月七日,在阳光明媚的拉萨,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宿白先生,甭提多高兴了。临来之前,杨新副院长特地告诉我,这次宿白先生正好也到西藏考察,让我一定抓住机会好好跟先生学学佛教考古。当时,我来故宫工作已两年多,负责故宫宗教文物,主要是藏传佛教文物的库房保管工作,早就知道宿先生是北大著名教授、考古学界的泰斗,高山仰止,没想到能在拉萨认识先生。一九八八年西藏之行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故宫有众多的藏传
多年前,我开始人文学者肖像拍摄计划,不时会给大年发几张。有一天,他忽然问:没有拍黄梅?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设定的节奏不一定合理,虽然黄梅老师已经在我的拍摄名单上,但属于 “小辈”。跟黄梅老师,不仅仅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她的《推敲 “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和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经典作品”,我反复读过,深受教益。作为 “解说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关系的佳作”,它对我自然文化随笔的写作、自然文学经典的
开明出版社二0一八年十二月印行的《叶圣陶研究年刊2018年》发表了叶圣陶一九五七年的日记,夏季三个月中有不少天都现场记录了 “目前 ‘鸣’‘放’”的大事,如五月十八日写有“余甚矛盾,一向欲求心之宁静,最好少所闻问,殆必有被邀座谈之机会,如何表示,日徐徐思之”。真是 “料事如神”,刚说“必有被邀座谈之机会” ,这 “机会”就找上门来了!应该是写下这话的次日或再过一两天,叶圣陶 “接到通知,说是开座谈
前言 叶灵凤和高贞白是好友,叶老长高先生一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两人同在上海,后来又同在香港,大家都靠写稿为衣食。高先生本来想做画家,是溥心弟子;叶灵凤早岁自学国画,曾入上海美专而改攻西洋美术,闲时喜收藏金石碑帖、木刻版画及藏书票。故在一九四八年,叶、高两人和陈君葆、马鉴曾计划在香港合办一家美术学校,每人出三五千元,由小规模办起。谈了一年,以内地政权更易,香港人口急增,难觅房舍作校址,而高先生又炒
十七世纪英国作家伯顿 (RobertBurton,1577-1640)的名作《忧郁的解剖 ( )》是一部奇书。作者自称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排遣自己的忧郁。全书三大卷洋洋洒洒共一千多页,却能使几个世纪以来的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的确有过人之处。杨周翰说 《文心雕龙·辨骚》里有两句话:“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伯顿可以当之无愧;约翰逊(SamuelJohnson)也曾说这是唯一一本能让他早起
张求会著 《陈寅恪四书》是一部颇见功力的著作,读后颇有教益,但也有一些疑问。这里写出一并向读者求教。 一 、 一九五0年李一平拜访陈寅恪的私人性质 张求会 《中央高层迎请陈寅恪居庐山讲学的原始证据》一文提出民主人士李一平一九五0年曾访问陈先生,表明中央高层迎请陈寅恪居庐山讲学的意图。但所引李一平致陈铭枢札中有“寅恪先生是否回山,将视弟是否回山为定” 。似与政府无关。检中央文献出版社二00六年九
拙著 《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正文第一章,利用藏于英国和美国的文献及图画资料,讲述了乾隆年间在广州商馆区给外国商人打工的中国仆人黄东远赴英伦的故事。黄东又名黄遏东,其雇主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 (1745—1773)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supercargo),在一七六七年及一七六九年先后两赴广州从商,其中第二次停留时间较长,却不幸在一七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客死异邦。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