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24年,纵然稍纵即逝,却也硕果累累;2025年,如期欣然而至,更应踔厉前行。2025年,是《广西民族研究》创刊40周年,几十载的砥砺深耕,化作了一路的花香满径。这样,《广西民族研究》2025年第1期的出版,就显得格外的庄严和厚重,庄严的是传承,厚重的是责任:既是归零,更是重启;既需坚守,更需创新! 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学术刊物,我们一直关注和刊登相关边疆治理的文章。2024
【摘要】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两个大局”提出关于兴边富民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治国必治边”从战略层面为新时代兴边富民工作指明方向,实现认识论的飞跃,“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聚焦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中国共产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责任与担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实践论层面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应遵循的方法论。相关论述强调政治性、指明方向性、突出战略性、着眼现实性,以战略视野深化全党全国对边疆工作、民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具体实践中,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面临边境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不足、边境生态环境问题依旧存在、边境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固边人防力量仍需多方巩固等困境,下一步要通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力发展边境特色产业,加快推进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维护边境生态安全推动新发展阶段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
【摘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法,具有宪法性法律地位。在立法技术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须遵循主线、集成和制度三重逻辑。其中,主线逻辑即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集成逻辑即围绕主线整合相关规范和政策,实现集成化;制度逻辑即围绕主线,构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在立法结构构建中,需以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位一体的系统观念构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体例设计,确保其体系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宏观架构上采用“总分总”三元结构,含序言、总则、分则与附则;中观层面构建价值、制度、实践、发展的逻辑关联;微观层面注重规范要素精密构造,实现条款类型化、语言技巧化与效力层级差异化。
【摘要】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作为历代王朝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可追溯至先秦,绵延至清末。该思想不仅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体系以“天下一统”为核心,包括“开疆拓土”的建设思想、“华夷一家”的民族思想、“中华一体”的大一统思想和“守在四夷”的防御思想四个方面。本文通过对历史案例的梳理,如唐朝的民族政策、清朝的边疆治理实践等,展示了这些治理思想如何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安全,同时加强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交融。最后,文章得出结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为现代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强调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并提倡文化交融和民族交流,为构建和谐稳定的边疆环境提供了智慧和策略。通过深入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圆中国梦。
【摘要】当前,全方位嵌入已经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家社会整合、国家整合的又一重要政治理念与实践路径。以史为鉴、向史求新,准确理解嵌入性概念及概念网络变迁,是科学认知并创新推进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实现嵌入价值最大增量的重要一环。为此,本研究从概念史角度考察嵌入性概念,从而深化对全方位嵌入的理念认知: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具有从属、影响、物理空间进入等方面内涵,意在表达各民族都是国家体系的构成部分,各民族及其运转要受到国家体系的影响;各民族要平等参与和融入到国家社会体系,以获得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各民族间实现空间上的交错杂居,以及民族间在各方面的相互影响。就此而言,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具有层次性。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要注重建构型嵌入与自觉型嵌入相结合的方式。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尤其发挥好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定的影响,推动各民族在国家层面和国家社会层面的整合,维护共同体福祉;在微观层面,要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推动各民族的大流动大融居,达到有效引导各民族间自觉互嵌的良好效果。引导民族间自觉嵌入,将嵌入发展成民族间的自觉行为是当前嵌入实践的重要补充。
【摘要】法律多元主义是法人类学的基本立场。习惯法与国家法是主体对客体的两种不同观察视角,对同一个规范的陈述分为“内部效力性陈述”与“外部事实性描述”,主体以“场外系统”视角看待习惯法用的是事实性描述,而主体以“场内系统”视角看待习惯法则用的是效力性描述。我国《民法典》第10条是对习惯法的“承认规则”,所指涉的“习惯”应理解为习惯法,一旦“场外系统”符合公序良俗的习惯法通过司法适用“承认”,即得以纳入国家法体系的“场内系统”。习惯法是我国法律的本土资源,我们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应广泛适用被当地民众内心普遍接受的习惯法,充分挖掘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成部分的实践价值。
【摘要】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先行区。本文在总结广西壮族自治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实践历程和巨大成效的基础上,总结了其基本经验和若干启示,对更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健康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准确把握广西民族工作实践经验和推动新时代全国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一个长期任务。在现代国家认同视域下,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本质上是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相互建构与塑造的产物。立足于现代国家构成要素,深入分析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而且也为我们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是指“国族”意义上的共同体,“国族”与“国民”一体两面、内涵相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核心就是要增强国民对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即对国家的领土与人口、历史与文化、政权与主权的认同,增强他们共同居住的“此在感”、相同人口的“我们感”、共同记忆的“历史感”、共享文化的“同源感”、共有政府的“合法感”和共为国际尊重的“尊严感”。
【摘要】荔枝自秦汉以来逐渐突破了水果属性,被赋予了民族认同媒介物的使命。荔枝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三个维度,其一,南、北人通过“互化"食荔方式促成地理认同;其二,荔枝通过建构社会关系网络、民俗信仰增加心理认同;其三,汉武帝的“宣汉”贡荔政策催生出“荔枝道”,而宋朝的“荔枝路”在削弱贡荔神圣性的同时衍生了民族自省,以“道统”批判贡荔的行为重塑了民族、国家意识,启发了清朝以荔枝祭祀达成“经权”合理性的诉求,其政治认同呈现出漫长的演变历程。荔枝文化实现地理认同、心理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历史体现了其促进各民族互动以构建共同体的逻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一个典型经验。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单元。社区成员频繁互动,平等参与社区治理与建设,形成各民族成员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场域。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有助于从基层治理的视角做好新时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本文以广西南宁市隆安县震东社区为田野调查点,通过梳理和分析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实践逻辑和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强化居民生计保障,推进社区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等方面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路径。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党领导下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其蕴含的新型质态要素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全方位、全场域的深度融合,通过采用“场域—资本”理论,着力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内在机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走向创新发展路径。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着顶层设计谋划不足、数字技术嵌入不足、科技教育人才短缺、治理体系亟须完善等现实困境,难以充分发挥出其赋能效应。鉴于此,亟需通过系统性提升,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优势;数智化驱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动能;嵌入式培养,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效能;跨场域协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新格局等多重策略来发挥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摘要】西部地区民族村寨很多在地震带或地质薄弱区域,推进民族特色村寨灾后重建保护的法律机制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运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论考察民族特色村寨灾后重建保护,研究发现,灾后重建保护社会参与有限,行政主导型保护边际效益递减;地方政府部门协调沟通机制不全,民族特色村寨常态保护更趋“碎片化”;灾后重建法律体系缺位,灾后重建存在物权制度风险;民族村寨灾后重建保护政策实施过程存在监督“越位”风险。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完善防灾减灾法律机制,健全灾后重建的“条块关系”协同机制,完善民族特色村寨的法律保护机制,完善灾后重建法律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区际—族际双维度比较的方法,考察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情况与变动趋势。2000年以来,边境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占比持续增长,其分布保持地区稳定性,但散居化趋势有所增强。区际方面,东北边境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程度高、速度快,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边境则基本相反。各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但非农就业比重仍偏低。族际方面,大部分边境少数民族年龄结构比汉族更年轻,各民族间受教育水平差异缩小,但各民族间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民族农业就业占比偏高。未来,少数民族人口在边境地区发展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其年轻的人口结构将助力边境人口可持续发展,但其人口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占比偏低等问题可能成为阻碍边境发展的突出短板。
【摘要】共同性和差异性是共同体研究中重点关注的两类社会现象,很多学者认为共同性是共同体凝聚力的主要来源,但也有学者提出在个体差异性增加的同时,也能够实现社会团结和产生共同体。渟山是武陵山区一个以苗族移民为主体构成的自然村落。该村落与周边村落边界清晰,是一个既具有明显差异性又兼具共同性的村落共同体。渟山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在清末民国时期村民共同应对匪患威胁的过程中产生,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禁忌以及年节仪式进一步增强。通过对渟山的研究发现村落共同体的边界越清晰凝聚力越容易生成,共同意识包含的个人意识越广凝聚力越强,历史记忆越强烈凝聚力越持久,国家权力也在村落共同体凝聚力生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村落共同体的共同意识不仅可以提升凝聚力,还可以产生共同性的增量。村落共同体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不是二元对立关系,其内部存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增进共同性,提升共同体凝聚力的机制。村落共同体凝聚力持续提升的关键是在差异性增加的同时,不断提升共同性的增量。
【摘要】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和广泛的影响。它不仅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纽带,而且对瑶族俗字的创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瑶族在用汉字抄写《祖图》等民间文献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参照和借鉴汉字,又创造了本民族的俗字,并用汉字与瑶族俗字一起记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虽然这些俗字与汉字在形、音、义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从字形构成的角度体现了汉字“方块字”的特点,与汉字同气连枝,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印记,又充分体现了瑶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汉字与俗字的运用促进了不同地域、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推动世界文明百花园的繁荣发展。
【摘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各民族生产生活实践,蕴含中华文化基因,而社会的变迁与媒介生态的变化对非遗的保护、呈现和传承产生影响,对非遗媒介话语构建历程的梳理有益于理解媒介于非遗保护传承的意义。文章以刘三姐歌谣文化为例,对其媒介话语构建进行历时性考察,研究发现大致形成标签化的媒介话语偏向、“作为非遗”的媒介叙事策略、传播话语泛化的文化展演三个阶段,这一媒介话语构建历程体现着非遗从被“征用”到作为“文化体系”构建,再到话语主体博弈的逻辑演变,媒介技术让更多文化主体拥有话语表达的渠道和空间,然而,媒介技术的形塑以及平台和流量逻辑的规制,使非遗的媒介话语呈现出另一种“便签化”特征。
【摘要】清代云南东川府东北部川滇交界的江外地区,为彝、汉杂居之处。文章在田野调查发现的契约文书以及关帝庙碑铭、经单簿等民间文献基础上,结合史料对该地自雍正初年至清末的历史时段内国家权力的进入作了细致梳理,展现该地从“边地”走向归治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该地的归治历程,体现了中央王朝“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原则,也反映出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司、汉族移民等不同主体对于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动性。总结历史经验,能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启迪。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广西非物质文化丰富多彩,非遗传承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存在必然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在建设壮美广西的新时代,深入剖析非遗传承融入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文化及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可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提供历史借鉴与理论支撑。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全面实施,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金融支持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方面,定向信贷投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等措施显著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的金融可得性,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不足等,制约了金融支持政策的实际成效。这两个方面体现出契合性与排斥性,一是金融强国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契合,二是弱势“三农”受到金融逐利的排斥。本文将从剖析金融支持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强化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等政策建议,以期为金融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参考。
【摘要】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是自然与文化景观长期融合适应后累积而成,与人文环境一起完整呈现特定历史时期与地域单元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文化水平与地方民族特色,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对高品质、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农文旅融合产品正好契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本文以广西宾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为例,研究乡村全面振兴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农文旅融合策略。通过这种方式,既保护修缮了传统村落,维护了文化环境,又结合了传统与现代,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动力载体。
【摘要】促进我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找准发力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载体和社会文化交流最直接的符号,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的因素。基于 1999~2020 年南疆五地州数据的实证检验证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率的提升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且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流动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不断增强。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可通过区域间人力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的中介作用进行传导。应加大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力度;增加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及提高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构建“多元一体”的语言格局等,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