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以强巴和角巴为中心,聚焦两个汉藏家庭在交流、交往过程中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书写了一部跨度几十年的发展史诗。小说通过将两个汉藏家庭互置,刻画多元一体的汉藏民族关系,运用汉藏家国同构叙事方式,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借鉴。
【摘要】《水浒传》中有十八种兵器:叉、鞭、斧、钺、刀、枪、剑、戟、钩、铜、锤、弓、棍、棒、矛、盾、弩、槊。《水浒传》描绘了各种兵器的外形特征,把兵器书写与人物形象塑造紧密地结合起来,既可以体现梁山好汉的独特个性,也突出了平民英雄的爱国情怀和忠义精神。另外,作为故事情节发展中的线索,《水浒传》中的兵器书写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小说主题。
【摘要】在《山南水北》中知青、外来者和乡村人的三重观察身份,是韩少功审视、观察乡村的独特视域。其笔下美好的乡村生活、温暖的亲邻相处,承载了他深厚的怀旧之情;同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下,对待现代人精神世界迷失、乡村变迁、传统文化传承困境问题,他直面现实,保持清醒头脑并发出了个人声音,充分展现了作家的深入思考与社会责任担当。
【摘要】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看不见的孩子》是埃利奥特创作的纪实小说,记录了纽约底层黑人女孩达萨尼的成长故事。埃利奥特在记录达萨尼一家贫困代际传递故事的同时,也建构了纽约的城市空间。本文通过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方面研究《看不见的孩子》中的空间政治,并揭示纽约底层黑人贫困代际传递、阶层固化的原因。
【摘要】莫砺锋的《朱熹文学研究》聚焦于朱熹本人的文学创作,用书信考证揭示朱熹思考的隐秘脉络,以诗歌创作的审美书写为切入点解读朱熹理学家身份对诗人特质的压抑,借“淫诗说”称赞朱熹对传统经学的突破。其通过多角度论证朱熹的文学本位思想,重构朱熹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形象。
【摘要】维克多·奥列格维奇·佩列文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坛极具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其创作特点是在描写中否定现实、解构现实,而在小说叙事手法上则大量运用反讽、解构、梦境、互文,并将东方文化元素融入创作之中。小说《“百事”一代》突出空间叙事特征。传统小说中的空间往往被视为相对固定、彼此孤立的实体空间,而该小说是基于小说人物行为和故事情节发展形成的动态空间,从而构建出圆圈式结构和螺旋式结构的叙事空间。
【摘要】《归去来兮辞》是蕴含陶渊明深刻隐逸文化思想的文学作品,作品在对他从仕途到田园的“归隐”历程叙事中,表现了他在仕途的不适与隐逸田园的安逸,在比较中揭示了朝市之隐与田园之隐两种传统隐逸方式的不同精神本质。作品通过空间叙事,展现了田园隐逸的多种生活及其文化意蕴,将抽象、深刻的隐逸文化思想具象化为多种田园隐逸场景。《归去来兮辞》蕴含的深刻的隐逸思想和丰富的田园隐逸场景引发了后世诸多绘画作品对它的模仿和再创造,这些作品突破了《归去来兮辞》文字在表达上因抽象而不易理解的局限,以直观、感性形式推动了隐逸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摘要】本文探讨了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自我代称转变及其背后的心境变化。苏轼被贬黄州后,文学创作中的自我称谓,经历了从“逐臣”到“幽人”再到“东坡”的蜕变,这一过程不仅是其政治身份的落差所致,更是佛老思想与躬耕田园生活对其精神世界的重塑。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其个人的精神世界,也为宋代文人提供了新的身份认同与精神追求范式,具有重要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摘要】沈从文《边城》中的巫楚文化元素在湘西的自然风光与巫楚遗风中呈现,通过浪漫的爱情与人情之美构建“神性之美”,借助人物命运无常与社会变迁揭示了“文明之悲”。巫楚文化之美体现在爱情与人情之中。《边城》中集体主义与浪漫情怀植根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人间乐园。而“悲”则源于巫楚文化中的“人力不可更改”的宿命论与现代化对传统的侵蚀,隐喻着神性秩序被物质利益取代。《边城》中“美”与“悲”的交织,既是巫楚文化对生命本质的诠释,也是对现代文明困境的隐喻。启示当代人重拾自然敬畏、守护人性本真,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寻求生命的诗性栖居。
【摘要】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学做参考,罗兰·巴特的“中性”现象可作出这样的解释:存在着一个已知项位于X与非X之间,并且此已知项的相反项依然可能位于反X与非反X之间。这样,在语言符号系统的表意过程中,“中性”就是位于两个词项之间无限交近却永不重合的次生项,某些“由此及彼”或“非此非彼”的中性化意义就是由此激发并在一些特定系统中表现出来,虽被语境节制,却因语言系统的开放性而积极释放自身的场域,既脱离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又传递出超越传统价值判断和既定话语模式的存在状态。
【摘要】莫言在创作中强调作家的童心至关重要,童心代表洞察世界、反映人性的独特心态,他利用童年记忆创造了文学世界“高密东北乡”。童年经历培养了他超乎常人的感官敏锐度和想象力,深入乡村感受民间文艺与乡土文化,为其创作提供了源泉。他通过拟人化、形象化描写将日常事物诗意化,展现了多感官调动和心理真实的细致把握。其作品中的人物呈现原生态状态,不加掩饰地展现欲望、情感和缺陷,回归人性最本质的表达,具有震撼力和感召力。另外,他在文学创作中不断突破规则,探索新颖表达方式,让动物成为修辞载体,揭示人类社会和反思人性,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
【摘要】岘山作为襄阳标志性景观,在唐代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前来游历赋诗,留下了诸多经典诗作。唐代诗人凭借对诗歌时空的精妙建构和空间的多维拓展,将岘山的自然地理风貌与人文历史风貌充分挖掘,灵动的山水之美与厚重的历史底蕴在岘山诗歌中被展露无遗,赋予了岘山深沉而悠远的独特气质,由此构建起了岘山在唐诗中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彰显了唐诗中岘山书写的文学价值与地域文化魅力,展现了“地域性”在诗歌创作中的深刻烙印与关键意义。
【摘要】唐诗选本是古代诗歌发展的杰出范本,为后人研究唐诗提供了依据。目前唐诗选本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文学观念研究、后世影响研究、文献学研究等方面展开。通过不同方面对唐诗选本进行深入剖析,唐诗选本展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和思想文化景象。
【摘要】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作为当代俄罗斯著名女性文学作家,其作品通过独特的象征手法深刻展现了女性视角下的社会现实和情感价值。本文通过分析作品中色彩、空间、仪式、名字的隐喻性意义,探讨这些象征符号是如何构建女性情感意识和命运价值。通过分析发现,乌利茨卡娅小说中使用的象征手法不仅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象征主义,又创新地将女性细腻敏感的内心融入叙事结构中,象征手法已成为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传达。
【摘要】《史记》《汉书》对齐人辕固传《诗》有确切的记载,但在《史记》南宋黄善夫本、明代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清中期的《史记》武英殿本、清末《史记》金陵书局本等多个不同版本中都记载为“齐人韩固传《诗》”。中外学者如清代学者梁玉绳、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等对“韩固”与“辕固”之异曾有过探讨,主“辕固”之说,而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版中的《史记索隐》作“韩固”。对于上述异文和学术分歧,传统的文献考据之学可以辨其源流,而借助相关软件技术,特别是数据可视化,可以直观呈现异文的不同系统,对于厘正文化史上辕固传《诗》大有裨益。
【摘要】蒙古帝国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建立起的庞大帝国,鼎盛时期其疆域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流域,到1259年因内战而陷入分裂,帝国由此终结。在此期间,草原丝绸之路西段得以全线贯通并走向繁荣。虽然在前蒙古帝国时代,丝绸之路西段路线已经形成,但此间政治格局的不稳定极大地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随着蒙古帝国的统一及其对交通路线的经营,草原丝绸之路西段即在帝国的保障下空前发展,进而形成了以北线为主、南线为辅的路网格局。蒙古帝国时期草原丝绸之路西段交通路线的繁荣凸显了蒙古帝国在跨区域贸易中的核心地位。
【摘要】刘台拱作为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国语补校》是针对《国语》前人旧注而作。刘台拱的考据以文献互证、音义通假为核心,为《国语》文本校勘提供了经典范式。本文聚焦刘台拱《国语补校》中二则文本争议,力图管窥其援引博洽、持论公允的治学精神。
【摘要】归纳法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休谟提出归纳问题以来,哲学家们便开始对归纳问题展开辩护与批判的持续讨论。卡尔·波普尔对归纳法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其批判是建立在对归纳问题的分析和针对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为归纳辩护的基础之上的。波普尔在此背景下提出证伪主义理论,通过可证伪性原则对科学与非科学进行逻辑划界,并试图解决传统归纳法在逻辑基础和科学实践中的困境。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核心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证伪主义理论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
【摘要】翁俊雄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关注唐代历史的现实意义。他基于动态分析的视角,对区划沿革、人口数量变迁、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这些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理解别人说过的话?或者说你真的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吗?维特根斯坦思想主要分前期和后期,后期维特根斯坦主要关注日常语言,拒绝前期在语言中寻找意义的真值条件。本文主要探讨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的“意义即使用”概念与“语言游戏”概念,来分析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对意义概念的转变。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再是对真理的直接指称或判断,语言的意义来自生活中的实践和互动,并且受到语言使用场景的影响。
【摘要】李登瀛,清代陕西蒲城人,史料中有关此人的记载并不多,依地方志言,李登瀛于乾隆癸酉年(1753)中举后先后任职于云南、甘肃等地,为官颇有名望,笃行切实,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造诣,尤其是制艺之学。
【摘要】目的论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机械因果律的思维方式,肇始于古希腊哲学有机、辩证、主客浑然一体的自然观,发展于中世纪哲学神学目的论、成熟于德国古典哲学。历史目的论曾经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且也是后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探讨的悬而不决的问题之一。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框架与范式中,历史目的论经常被斥为唯心主义与宗教神秘主义,最后导向决定论与宿命论这些论断的文本支撑就在于1844年的《神圣家族》以及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历史目的论的批判。但与此相反,有些学者也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目的论的解读。马克思历史目的论的论断也在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多次出现。本文将从马克思对历史目的论的批判出发,最后得出马克思建构了与传统目的论决裂的新目的论的结论。
【摘要】本文论述阳明心学从“思诚”到“向善”从而达到“致良知”,人心之“真诚”与自然界之“真实”的关系,然后从德性论、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三大伦理学视角讨论“思诚”“良知”对当代伦理与道德实践的意义。最后,阐明“思诚”与“向善”在社会生态系统背景下对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现实意义和持久价值。
【摘要】赫勒的现代性批判三部曲实现了后现代转向,其中,她在《历史理论》中以隐喻的形式对作为真实知识的历史编纂学的描述可以视为其后现代转向的萌芽,在此基础上,赫勒提出了历史编纂学目标的非确定性和多元性,规范的非中心性立场与主体价值无涉性,原则的断裂性与开放性,从而确认了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而由于思想资源的复杂性及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拒斥,赫勒历史编纂学中贯穿了一种“后现代的乌托邦”思想,这也最终导致她放弃了历史理论的建构,使历史编纂学沦为抽象。
【摘要】空间的存在不再只是单纯的物理区域划分,而是规约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等级秩序、权力结构以及情感禁忌。其中封闭空间更是常被用来代表一种稳定的甚至是压抑的秩序制度。以《小城之春》《雷雨》以及《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三部作品为例,在叙事图谱中,闯入者作为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核心意象贯穿其中,承载着深层意涵,打破了物理围困与伦理高墙的空间囚笼和身份迷失与表达困境的精神边界,揭开社会秩序的隐形帷幕一角。
【摘要】《出走的决心》上映于被称作中国“女性电影元年”的2024年,该影片从导演、编剧到主要演员,均由成熟中年女性担当。她们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及深刻的性别感悟,创作出这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该片塑造的孙晓雪形象极具典型性和普遍性。其在代际关系中的情感拉扯、婚姻模式里的平等幻梦、家庭分工中的隐性剥削以及职场竞争下的生存妥协,生动折射出当下 a80 后”“90后”女性群体在身份建构和认同过程中的矛盾状态。通过系统剖析这一角色身份矛盾的具象表现,可揭示当代女性性别困局及其困境背后的结构性成因,为理解女性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提供思路。
【摘要】人们常说好的影片要能够抚慰人们的心灵,使观众能够进入电影,达到忘我的境界。《天堂电影院》通过蒙太奇的使用再加上音乐的渲染和长镜头的运用,使得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小镇,与电影主角产生了高度的情感共鸣,给予人们心灵的慰藉。
【摘要】20世纪中期开启了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之滥觞,作为翻译实践的宝藏型译者,吴雪莉翻译了多部作品,《苦菜花》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其英译本鲜有研究。本文以《苦菜花》为研究范本,对小说中的明晰化翻译艺术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她在处理方言俗语、中国特色词等方面展现出高超的翻译艺术。通过一系列明晰化策略显化原作叙事的深层含义,将原作风格传递到异域他乡,对中国文学外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当代女作家迟子建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当代女性生态文学作品的典范。本文以作品中的鄂温克民族文化主题元素分析为基础,通过对该作品的文化元素文本分析和典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揭示译者徐穆实的翻译策略。此外,文章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探讨语言形态结构、音韵与声律和意象与文化蕴含的美学再现。结果显示,徐穆实的英译本借助了音译、直译和意译等翻译方法,并巧妙进行了目标语的语言转换,在译本中充分实现了对鄂温克民族文化和生态景观的再现。
【摘要】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会受到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制约。本文从该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庸》的理雅各译本和辜鸿铭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聚焦于翻译规范的三个层面,探讨两位译者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文化呈现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背景对译者选择影响深远;两位译者虽然都更倾向于目标语文化规范,对译文的具体处理却有着显著的差异。本文旨在为理解《中庸》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提供新的视角。
【摘要】基于平行语料库,本文对《传习录》的两个英译本——亨克译本与陈荣捷译本展开多维度对比分析。通过词汇、句法、文体及文化传递四个层面的系统研究,揭示不同历史时期、译者背景及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亨克译本因时代局限存在误译,但通过厚重翻译策略传递文化信息;陈荣捷译本则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现精准传达,更注重学术规范性与读者接受度。
【摘要】山东阳信方言指示代词“那”与结构助词“的”具有语法共性,与普通话的“那”相比,阳信方言的“那”语法化程度更深,它能够在名词性定语和形容词性定语后作定语标记,其分布情况大致与另一个定语标记“的”的分布互补,同时阳信方言“那”语法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在某些情况下可作转指结构的定语标记。
【摘要】从新描写主义的视角出发,借助当代大型语料库,探讨时间副词“立刻”“立即”“马上”的语法功能及语用特征。语法层面,三词都可用于句首和句中,“立即”与“马上”的否定结构接受度较高,“立刻”与否定结构兼容性较差,三词可以与本身含义相近的时间成分搭配使用;语用层面,“立刻”常用于书面语与口语,“立即”常用于书面语,“马上”常用于口语,“立刻”“立即”在客观紧急语境中时间范围明确,而“马上”在主观判断语境中时间范围模糊。
【摘要】“V不得一点X”作为现代汉语中的常见表达式,主要由述补结构“V不得”和宾语“一点X”构成,其基础构式义为“某事主观上完全不能或不可能实现”,在具体语境中,该构式有不同的语义侧重点:从意志上表达否定、拒绝;从情理上完全禁止。语用上,该构式具有主观评价性、完全否定性和焦点凸显性功能。句法上,该构式可以充当谓语和定语,且常与语气副词同现。
【摘要】方言学和训话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两大重要分支,二者相辅相成。方言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保留了古语词的语音和语义,承载着不同的地方文化,为词汇训话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以吴方言为例,探讨方言训话的两条路径及其在释读古书、辞书编纂方面的意义。
【摘要】本文围绕《说文解字》里的日部字展开,对其包含的深厚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探究。通过对日部字构形理据的剖析,揭示其与时令文化、生产生活及思维模式的紧密关联,展现汉字承载文化的独特魅力。
【摘要】外来新语素“番”来源于日语语素“番”,借入到汉语中可以表示演员的排位次序,还可以表示动画剧。对“番”的来源及其构词情况的梳理,以及“番”的语用特点的总结有助于现代汉语语素词汇的研究。
【摘要】方言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更作为某一地区所特有的文化,必然需要有人去继承和发扬。南昌话作为赣方言的代表,至今仍是江西等地区的主要交际工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南昌方言语音方面发生了变化。本文从声、韵、调三方面来对比南昌方言语音系统和普通话语音系统,找出其中的区别所在,并针对现今南昌话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进行原因分析,继而呼吁人们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自身方言的继承和保护。
【摘要】广州从化广裕祠已有600余年历史,是南宋名臣陆秀夫后人为纪念陆秀夫以及陆贾所建,陆秀夫和陆贾是中华民族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代表,反映这一脉陆氏家族历史文化的广裕祠中的楹联和碑记也具有很高的文化和教育价值,但其内容并未得到全面而准确的解读。本文结合文化背景对广裕祠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介绍,并重点对楹联和《重建广裕祠碑记》的文字进行了校读,以期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民众文化认同和自信。
【提要】古代汉语中的“给”最初表示供给,后来发展出了给予的意义,而“予”可同“与”,现代汉语的“给予”最早作“给与”“给与”作为动词性并列结构在产生之初便带有了较强的词汇化可能,只是由于异序形式的存在,“给与”这一结构迟迟没有固定下来,直到清末,异序形式消失才逐渐成词。后来,表意更具优势的“给予”替代了“给与”,成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形式。 【关键词】给予;给;与;予;词汇化【中图分类号】H315
【摘要】中国版权文化实践形态在主体与主流文化推动下发生三大演变:版权观念逐步建立;从盗版转向正版文化;从被动运用转为主动挖掘版权价值与创新。这些演变展现了中国版权文化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其在新时代的趋势与挑战。
阿山晨曦 乌拉泊古城一 乌拉泊古城二 林垦故舍 作者简介: 吴蕾,女,汉族,山西人,本科学历,任职于乌鲁木齐市布鲁斯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研究方向:版画。
张秀娟,女,汉族,新疆人,本科学历,毕业于,研究方向: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