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文艺创作面临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处境和思想趋势?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文艺应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艺术性和思想性应建立什么样的联结?为应对新技术快速迭代和媒介环境变化的挑战,作家、艺术家应具备什么样的人文视野?针对这些文艺创作的重要命题,作家韩少功与学者刘复生进行了深入对话。对话结合韩少功文艺创作实践和当代文艺生产格局,试图构想一种具有思想创造力的文学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既保持与现实的紧密对话关系
一、小引或破题 为什么要提及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我用了“提及”,一个最低限度的词,相当于“刍议”,避免使用尺度太大。或许,已经有研究者在做历史化的工作了,但我以为即使现在做,也已经是相当滞后了,比之20世纪90年代末的几部文学史著作对于20世纪90年代文学现象的处理,我们在20多年以后,几乎没有在文学史意义上有什么实质进展。这是值得反思的,至少是需要研究的。基于这种状况,本文的目的是“提请”且求
历史著作的写作有多种形式,比如编年体如《左传》,纪传体如《史记》,纪事本末体如《剑桥中国史》等。文学史也有这些编撰方法,比如编年体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纪传体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提炼了现代文学史的“鲁郭茅巴老曹”;纪事本末体有美国学者梅维恒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这种写法大体是以事件为主的专题性研究,对某个问题进行比较深
“文学史与新媒介文艺”这个题目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学史,二是新媒介文艺。 提到文学史,往往涉及历史化策略。文学史的叙述效果是形成历史化。一部作品进入文学史,即获得历史化,亦即载入史册,意味着长存不朽,以经典形式示范后来者。这不仅是一种巨大荣誉,而且会形成后来者遵循的文学传统,表明历史认为什么是理想的文学性。所以历史化是对于作品隐含的普遍意义做出肯定。 “历史”的基本含义之一是代表过往的事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总体性中国叙事核心情节的乡村故事,面临着诸多挑战。新现实、新经验与新观念不断冲击着原有的文学版图,而乡村经验保有者的日渐老去,也让乡土文明崩溃的预言不绝于耳①。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叙事虽不断生长出新的枝杈,但同样没能脱开悲愤、伤感、嘲讽的情感窠臼②。碎片化的乡村图景更是难以为继。而在愤懑的批判之余,“最后的乡土”也不断展现它的挽歌情调
鲁迅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谈到怎么做起小说来,他的讲述就令人惊诧:主要因为那时(1918年)住在绍兴会馆,“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原来他被“金心异”即钱玄同(还有刘半农、胡适等)一再劝说,终于决定给《新青年》写稿,起初却并未想到要创作小说,而是打算继续十多年前在东京留学时的未竟之业,一是“做论文”(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之类长篇
说实话,我并非多么热爱写作,之所以走上这条以此为生之路,多少有点迫不得已。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热席卷全国,凡是有点想法或有点野心的人,都或明或暗地琢磨着“写点东西”。我曾在饭局上见过一位工厂烧锅炉的青年,饭局过半,青年执意要先走,“回家写点东西”。当时,我间接认识的人中,只有几位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便陡然成了“著名作家”,走到哪都众星拱月,气势非凡,看着眼热,让人觉得这确实是成名成家的捷径。何
一、方言翻译与读者意识 文学方言是作者试图再现的受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阶层的语言①。翻译作品的读者意识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注重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感受,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情趣。方言翻译与读者意识的特殊关联可有多方面考量。 第一,翻译理论对读者的关注。国内外很多学者已关注到读者因素在方言翻译中的重要性,在方言翻译研究中凸显了对目标语读者的关注。Berezowski评价方言翻译策略的标准包括:
新时代文学英雄形象塑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双重观照下,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有良好文化品格、有独立思想的英雄人物,他们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接受意识形态询唤与提升的革命英雄,是有血性、有豪气的本色英雄。本文阐述中国当代文学英雄形象塑造的不同阶段与特征,阐述思想型英雄人物的多个侧面:较高的文化品格带来自我提升的新能力;坦然面对人生种种逆境之英雄精神的新升华;生命之思考与人
报刊是历史材料,也是历史建构。《文艺报》处于中国文艺批评场域中心,一直跟进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相关报道常分散在“综合新闻”“文学评论”“理论与争鸣”“作品”等板块,内容以简讯为主(会议新闻、书籍发布、作家推介),其中台湾文学资讯占比最大。1998年10月1日,《文艺报》开设“华文文学专版”,命名为“华馨”。发刊词表达其创版目的及规划:“近年来,港澳台及世界华人文艺蓬勃发展,成绩斐然。为加强
作为富有活力的研究范式,“历史化”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转型。新诗史研究内嵌于整个当代文学的研究体系中,其“历史化”与后者的范式转型有着某种同构性。由于文类特殊性,新诗史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迄今,新诗史研究的“历史化”探索已20余年,它在相当程度上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与成熟。循此,梳理、总结其“历史化”经验,也就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史意义。本文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直接作战近3年、留驻5年,表明了彼时国际秩序的不稳定。相对于抗日战争反侵略、反殖民、反压迫的被动属性,朝鲜战争无疑更具主动性。中国人民通过战争表现出的决心、勇气,以及取得的最后胜利,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化了内在凝聚力,提升了地区性和国际性的政治影响力,也显示了中国承担国际义务、介入世界秩序建构的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段,中苏两国
一、《讲话》“有经有权”的来源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于1994年,准备工作开始于1990年,1991年6月成立编写组。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谈话录,第二部分是初拟稿,第三部分是胡乔木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涉及《讲话》①的部分主要是谈话录和初拟稿。胡乔木分别于1991年10月25日和1992年1月4日两次谈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谈话的工作人员有鲁振祥、龚育之、郑惠、石仲泉、邱敦红、张高
一 我对古代的西域一直有着强烈的兴趣。原因就是古代西域可能与中国文化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一些基本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有兴趣,却也一直没有下功夫研究过。邱华栋的长篇新作《空城纪》①,新近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洋洋近50万字的《空城纪》,正是以古代西域为表现对象。我于是怀着某种期待开始读这部厚厚的书。读完了,颇有话想说。 我翻过几本医学史方面的书。陈邦贤所著的《中国医学史》,初版于1920年,由上海医
多年进行城市书写、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故乡”①的邱华栋,这次为自己的故乡献上了一部宏大之书——《空城纪》②。这篇大部头的作品通过对历史遗迹的实地探访,加以作家的文学想象,对西域古国进行了深度探察。这是作家多年用心累积的结果,是“千卷书”与“万里路”合力催生出的作品,也是作家对故乡的一种回望。《空城纪》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文本结构,即由多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相对独立,整体上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形成完整有机体。
《空城纪》①,讲述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和敦煌六座古城的故事,其中尼雅和楼兰已经完全湮灭,龟兹、高昌的绿洲发生转移,只有于阗与敦煌今日仍在原址。千年流转中,兵戈鼓角里,弱水逝于流沙,古城往昔的荣光亦随风而逝。如果历史是一场盛大的演出,地理是天地间广袤的舞台,那么西域的故事只能靠想象来追忆和重现。在此意义上,《空城纪》提供了一种想象“西域”和“中国”的方式,并重构了文学的历史记忆。 历史与记
“批评”(criticism)与“评论”(review)在很多语境下被混同使用,但若加以区分,“批评”更多指向文学艺术层面的严肃判断。根据蒂博代的说法,“真正的和完整的批评”诞生于19世纪,“在一百年里,始终是教授职业的延长”,同时“也是记者职业的延长”①。但进入数字时代之后,传统的“批评”形态很大程度上被置换为“评论”,“评论”以其即时性、交互性、娱乐性唤起更多主体的参与。更有甚者,“revie
当我们今天提起“浏览”,紧随其后的目光往往不是移向叙述凝固瞬间的书页,而是接入充满动态时间经验的网页,选择“打开”的也不是封闭的线性叙事文本,而是通向链接着无限复合空间的超文本,尽管它们的命名暗示着相互之间有着切近的关联,却潜藏着基于数字性的深刻区隔。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推动着知识观和文学观的转向,显露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批评语境,批评不再仅是蜷缩于纸面的静态文字,而是成为屏幕内闪烁的光斑,随着每一
网络媒介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是类似文化产品互动性增强,媒介语言的变化等能够被既有的知识结构容纳的变化;另一种悄然发生的变化是网络媒介让“人”的许多特性,继而是“文艺”的特性发生改变。既有的知识结构和网络媒介文艺之间产生互不理解的区隔。这种变化是在近年科技发展冲击人文话语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生物技术的发展,都给自由人本主义带来冲击。正如福山所言,能给他的“历史终
在当下文坛,“批评”的用法逐渐被“评论”替代,消除了可能由“顾名思义”产生的价值判断色彩。不管这种替代是意味着文学生态意义上的平和或犬儒,还是呈现了更为学理化、客观化的知识生产,“批评”的本义正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而“新媒体”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提出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谁都无法否认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多时,也无法否认各个学科——尤其是人
一、为“青年读者”的“诗的增产” 1955年10月,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郭小川,以“马铁丁”之名在《人民文学》发表长诗《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并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马铁丁”本是郭小川和陈笑雨、张铁夫自1950年在报纸上发表“思想杂谈”专栏时共用的笔名,郭小川将它署在这首长诗上,表明对他来说,诗歌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杂文①,而这篇诗作在内容上和“思想杂谈”系列具有相同的
一、为什么要写“革命家的悲剧” 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一个和八个》是一部命运奇特的作品:一部尚未发表却已遭批判的作品,一部改编后成为第五代导演力作的作品,一部很容易被主观移情的作品。无论如何,它不仅标示出郭小川在某一特殊时刻(“百花时期”)的思考与抒情,更是他对于萦绕脑中许久的某一形象的赋形。据说,郭小川在延安参加审干时,就动了“说明那些被斗错了的同志”的念头。1957年,在听海默讲了一个革命者
一、革命礼乐与人民追悼制度 当代新诗研究有待突破,学界通常认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远离心灵”,抒情过于直白,或认为诗歌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缺乏文学性。从文体分用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把赋类诗中作为修辞方式的“虚写”完全批评为空洞。洪子诚在讨论马雅科夫斯基时,肯定了这类诗“革命的‘创世’的浪漫性质”,“它要实现重建世界整体性的包袱,要在革命中创造整体性的‘新人’”,但也指出政治抒情诗“在一个对‘革
政治抒情诗是一种诗歌样式,也是一种诗歌现象,更是一种文艺景观。作为一种诗歌样式,它以大众的名义对政治进行文艺评述和情感表达,既有辉煌成就,也有明显弊端;作为一种诗歌现象,它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话语,反映了时代征候,且在当代文坛绵延近半个世纪,至今余韵犹在;作为一种文艺景观,它介入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彰显了文学与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 政治抒情诗及其批评至少存在两条蜿蜒曲折的轨迹。首先是其跌宕起伏的命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两个”叶灵凤,即作为现代小说家的叶灵凤与作为散文随笔家的叶灵凤。有意味的是,当我们恢复叶灵凤的另外一面,即还原作为散文家的叶灵凤时,我们会发现:不仅存在文体意义上的“两个”叶灵凤,而且从生活的地域上看,还存在另外的“两个”叶灵凤。我们知道,叶灵凤是南京人,早年曾在南京、九江、镇江等地短暂生活,后长期居住上海,也成名于沪上,为海派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苏炜是出色的文学家(小说、散文、诗词皆有代表作)、书画家、音乐家,也是重要的学者、师者,诸艺皆得心应手、颇有成就。苏炜的长篇小说《迷谷》,“以怪力乱神之奇幻,续接《山海经》之神话,再现屈赋之南方雄奇浪漫。《迷谷》创造无与伦比的感觉及审美世界,作者集神话、历史及现实为一体,于天大地大中树立人之大,是难得一见的奇书与大书,其貌及状,有如在赤水及昆仑之间遗失的玄珠”,《迷谷》得遇天赋极高、语言能力极强的
李洱认为:“小说家就是在处理词与物的关系。”①这种观点颇为独特。因为从“人的文学”“人民文艺”及“文学的主体性”这三个与现代文学转型密切相关的话题中可见:中国现代小说的重心一直是处理“人的问题”。李洱却主张小说家注重语言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弱化人/主体性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将曾沦为小说背景的客观事物拉至前景,如他曾谈道:“作者的主体性暂时后撤,所谓虚己应物。”②与此相应,其小说也常
“才子佳人”向来是中国作家钟爱的叙事模式,其影响经久不衰,至今仍广泛活跃于各种文学创作之中。围绕“才子佳人”这一文学母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但针对传统“才子佳人”模式在当代文学中的转型,相关研究尚显不足。现有的转型研究大致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宏观研究多聚焦于“才子佳人”文学理念的现代性转型,强调其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而微观研究则偏重分析具体角色与情节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变形。事实上,传统“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