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如歌如诗,将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坚贞展露无遗。侨批小小,无限家国情,千山重洋飞渡。国家危难之际,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侨纷纷慷慨解囊,更是动人史诗。 中文系学生,且不论读过有无,至少应都听过《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这些西方汉学家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思维与路径,别开生面。宇文所安先生仙逝,想已返归魂牵梦萦的“唐
一 葡萄牙人曾在十六世纪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海上帝国。博克瑟教授十分深刻地描述了定居在巴西、印度果阿和中国澳门的葡萄牙人及其后裔的情况,尤其是他生动地勾画出“索尔达多”(soldados,单身士兵)和“卡萨多”(casados,已婚定居移民)这种特殊的葡萄牙人的社会制度,这幅画面一直存续至十九世纪。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澳门和香港仍可发现这种“卡萨多”的后裔。 尽管,华人移居东南亚已有千百年之久,
我多次到新加坡访问王赓武先生。王先生儒雅地回忆学思历程,使我受益良多。2022年春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寄来了王赓武回忆录《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二册。《心安即是家》附录中列有我的访问记《王赓武:关注华人的忧患与命运》(收在《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中华书局2016年版)。王赓武回忆录的重点是早年生活,而我的访问记 更关注王赓武晚年的思想,如今将回忆录与访问记对照,可以理出
一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巨变,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系统性缺陷在与西方的碰撞中暴露无遗。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氛围下,晚清洋务派和改良派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和学术文化,向西方学习一时间成为一股蔚为壮观的社会潮流。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译介和消化了西方文化思想,包括农业科技在内的现代学科也根据西方科学体系而建立。与此同时,从朝廷到地方纷纷兴起出国留学热潮
1919年夏天,五四运动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北洋军阀张敬尧专制统治之下的三湘大地。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爱国救国学生运动,创办了《湘江评论》。《湘江评论》发行以后,很快受到了李大钊、胡适等人的高度重视和推崇,对湖南及周边省份的学生运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久后,《湘江评论》创刊号传到了武汉,报纸上的文章振聋发聩、酣畅淋漓,见主编与自己志同道合,恽代英读之甚为钦佩、非常
中国有着悠久的拜师传统,师生如父子。然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像曾国藩与李鸿章这样在重大历史转型期相互成就、权力与理念紧密交织的师生组合,确实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找不到第二对。 李鸿章与曾国藩结缘,始于其父亲李文安。李文安与曾国藩为科举同年,二人虽然年龄相差十岁,但私交不错。在曾国藩还是翰林学士之际,李文安干了人生中一件“大事”,直接促成了李氏家族的兴旺,就是让他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登门拜师,成
《影梅庵忆语》是忆语体散文的开山之作,著者是明末江苏如皋籍名士冒襄,字辟疆。我生于如皋,自幼聆听《影梅庵忆语》中冒辟疆与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一位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一位是“秦淮八艳”之一,琴瑟和鸣九年,相爱一生。文中记述两人愉悦时光,其中同登金山时,小宛之装扮,极为抢眼:“舟泊江边,时西先生毕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以退红为里。为姬制轻衫,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也。” 毕
1934 年初,二十三岁的清华大四学生季羡林陷入了苦恼。这段时间,他痴迷于小品文写作,陆续完成了几篇习作,有自己颇为得意的,也有不甚满意的,可文章究竟水准如何、方向对不对,他自己无法判断,故迫切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身边能聊文章的朋友不少,但真正有资格、有眼光与他深入探讨散文创作的,只有好友李长之。可李长之读完季羡林的文章,意见常常与他相左,这非但没有解开其 疑惑,反而加深了他的迷茫与焦虑。
今年五一假期,正值我于老家侍奉双亲, 闲话家常之际,手机屏幕骤然亮起,韩晗兄发 来讯息:“宇文所安先生去世了。” 这短短一行字,如晴天霹雳,令我一时失语。2023年金秋,我尚在波士顿与他餐叙,怎料转眼便是天人永隔?我急切地查阅新闻,当各大媒体相继证实这一噩耗时,心中的震惊久久难以平息。悲痛之余,往昔与先生交往的点滴,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初识先生,是在2008年的成都。彼时我正负笈四川大学,
巴金作品在德译介发轫既早,脉络亦长,近乎中国现当代文学德语译介史的“晴雨表”,亦堪称中国文学跨越山海、走向世界的典范。自1954年以降,其小说名作《憩园》《家》《砂丁》《寒夜》《春天里的秋天》《雨》《第四病室》《田惠世》及散文里程碑之作《随想录》等,陆续有德译本行世,相关研究成果亦频现于《世界报》《时代周报》《法兰克福汇报》等德意志主流媒体。 在巴金诸多德文译介作品中,《寒夜》洵为传播广远、研讨
米和伯(Herbert Muellers,今译赫伯特·穆勒,1885—1966)是德国汉学家与收藏家,也是著名的新闻记者。他出生于贡宾嫩,青年时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的中文名字是米松林,但在中国通常被称为米和伯,在公开报道中这两个名字都有使用。米和伯在艺术收藏上颇有见地,曾出版 The Sunlin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米松林中国
荷兰画家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茵于1632年创作《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该作品是受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行会委托创作的,描绘尼古拉斯·杜普教授讲解手臂解剖原理的场景,图中八位人物均为真实存在的医学从业者。 这幅画以前就看到过,画中,杜普教授位于最右侧,右手拿手术刀解剖尸体的手臂,左手半抬,看着七位医学从业者;七名学生挨着老师,居于左侧,紧盯着伤口。此画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其创作于1632年,即明崇祯
唐代诗人刘言史与孟郊交厚,元和元年(806)至九年(814)之间,孟郊任职于洛阳时,刘言史前去探望老友。两人在孟宅附近寒溪旁煮茶,刘言史写下了一首纪事诗《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诗中既有深厚的情谊和恬淡的志趣,更有对唐代茶事的生动摹写。 “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滨。恐乖灵草性,触事皆手亲。敲石取鲜火,撇泉避腥鳞。荧荧爨风铛,拾得坠巢薪。洁色既爽别,浮氲亦殷勤。以兹委曲静,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时,自
读《名作欣赏》2024年第四期黄维樑教授自编的《永葆文心,致力雕龙——黄维樑自编学术年谱》,作为他超过四十年的朋友,我着实震惊了!特别是他十八岁进入大学之后,几乎无一日不和语文有关,和文学有关,和读书、写作、会议、教学、游历、出书、评判、演讲等有关。借用他评论余光中的话,他“寸阴必竞”,“与永恒拔河”,“他的才华使人钦羡,他的勤奋使人不忍心”,从而“达成如此庞大的名山事业”,终成中国当代一位有担当
“九不”“八不”和“六不” 钱锺书在《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四六则中评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一文,认为“不”字为该文的文眼,并一下列出全篇中的九个“不”字:“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之所以连续使用“不”字,钱锺书认为,陶渊明意在表示自己的狷介与“有所不为”。酒之“不能恒
新大众诗歌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下“出圈”热议的一个话题。电焊工温馨、外卖骑手王计兵、烧烤员温雄珍、田埂诗人吕玉霞等新大众诗人依托媒体、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引起了广泛关注。新大众诗人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从网络碎片化传播到全网热议,从民间自发书写到进入主流文学视野,完成了一场现象级的“出圈”运动。新大众诗歌以独特的视角书写生活,表达情感,记录着时代的脉搏和变迁,形成
西方抒情诗中对“自我”的表现,不同于《诗经》将情感融于自然物候与礼乐秩序的含蓄表达。古希腊时期,西方诗歌就已孕育出萨福灼热的个人爱欲倾诉与品达颂歌中竞技英雄的卓越光辉。而从浪漫主义华兹华斯展现“孩童乃成人之父”式的内省,再到惠特曼对“我”的不断扩张,均呈现出西方抒情诗不回避撕裂、敢于宣称孤独、在分裂中追寻完整的精神力量。 - 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其创办的女子学校用Lyre(里拉琴)自弹自唱自己的
方铭和阮显忠先生的《中国现代散文选析》这本书初版于1979年8月,后多次再版,初名为《现代散文选析》,是两位作者《古代散文选析》的姊妹篇,第二版题签的是现代著名文学家冰心女士。这部书所选散文五十六篇,选入现代作家四十三人,其中阮显忠先生仅对丰子恺的《学画回忆》和夏丐尊的《白马湖之冬》两篇加以论析,其余均为方先生选析。本文即以方铭先生在《中国现代散文选析》中的文论为研究对象,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无心之爱》是一部很有现实意义的小说。我认为,尽管这部小说的主题是爱,但它实际上涉及的是更深刻的有关意识、有关人性的本质及其限度的哲学问题,而爱只是与此相关的一个附带的问题。另外,小说所描述的这种新的AI人类,也是正在我们眼前涌现,而我们必须面对和反思的一个现实问题,尽管这种反思可能很空洞,相对于现实来说根本无足轻重。 从小说的整体来说,玛莉与杰克的爱情故事只作为缘起,因为小说的重心是玛莉与机器
东汉立国近两百年,自始至终,都有正直之士舍身护法,豁出命去为世道争一口正气,只可惜这股正气到底敌不过朝野日渐滋长的歪风,随着正直之士的处境越来越糟,斗争的成本越来越高,国破家亡的大危难也就越来越近了。这些护法之士的事迹令人感动,但致使他们越来越无奈的那种每况愈下的形势,又到底是缘何而生、缘何而强,更当深思之。 赵憙护法 光武帝刘秀登基之初,四处招贤纳士,将深藏江湖的老同学严光以及知名隐士周党都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西方文明史中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其思想武器是“人文主义”,是将人从神的束缚之下解救出来,正如意大利哲学家米兰多拉所言:“这是人类最高级且最不可思议的幸福!他可以拥有他所选择的一切,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然而,这样的“幸福”却不被广大女性所拥有,在法律上,她们仍然从属于男人。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约翰·梅里曼给出了这样的总结性评价:“文艺复兴运动并未让妇女解放
周绍良先生学术视野广博,治学范围阔大,在红学、敦煌学、佛学、明清小说及古墨研究等领域,都取得过卓绝的成就。这一个个的侧面,构建起先生壮丽的学术殿堂,而这些侧面,又是由不同的点和线组成的。1981年撰写、1993年出版的《百喻经今译》,以及经过十年修订到2006年定稿的《百喻经译注》,就是 周先生对佛教文学的一个由点到线的贡献。 《百喻经》是古印度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出譬喻,辑集而
查尔斯·狄更斯曾经是个穷小子,但他去世时,已是名声卓著、富甲一方、万众敬仰。他过世得比较突然,1870年6月8日,时年五十八岁的作家在肯特郡盖茨山庄自家花园里写作《艾德温·德鲁德之谜》,觉得有点饿,于是回屋与替他管家的小姨子乔治娜·贺加斯共进午餐,突然发生了卒中。当地医生赶来,用药没有效果,加急电报发送到伦敦,召来全英最顶尖的神经病学专家,也回天乏术。6月9日下午六点多,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
一 2014年,在我早已为台北一家书局写了四本传记童书,而且频频得奖之后,另外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黄净闵小姐很热情地邀请我写艺术家传记。我马上就答应了,并且建议第一本就来写伦勃朗(又译“林布兰”)。“为什么是伦勃朗?”黄小姐很有兴趣地问。我淡淡地回答:“因为他是荷兰画派最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他是永远的先行者。” 我没有说出来的是,我父亲的家族来自荷兰,而且,听说这个家族的一位先人曾经在阿姆斯特丹开设
玛格丽特·马里诺娃(Margarita Marinova)教授与我先生同在教书。我先生在电脑科学系,她在英语系,隔行如隔山,也不在同一幢办公楼里,互相不认识。我认识马里诺娃教授是在2014年,那一年她受聘到老年大学教授文学课。当时,我在这所老年大学担任中文老师已经好多年了。 美国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老年大学,一般称为“终生学习社区”(Lifelong Learning Society),美国的老年
一 1933 年 12 月初的一天,天气晴好,阳光温暖。弘一法师与广洽法师等结伴,乘车前往泉州西门外净觉寺。那时弘一法师在开元寺讲律圆满,心情开朗,有意在周边走走看看。 净觉寺全称净觉莲寺,又名西华岩寺,始建于唐末,是闽南地区重要的寺院之一,位于泉州南安丰州镇九峰山。九峰山地处泉州名山清源山与九日山交接的山脉之中,人杰地灵,山川灵秀,被游憩至此的骚人墨客、隐士高僧赞为人间仙境、佛门圣地,胜迹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挑起事端,先后向宛平城发起炮轰,进攻卢沟桥。在7月15日致长兄沈云麓的家书中,沈从文写及本月八日起的中日冲突“近在城外二三十里”,预感“似乎随时可以扩大至成全面战争”,萌生“市面萧条”和“人心沉郁”的复杂感受。虽有朋友主张转送妇孺至五台山暂住,但次子虎雏出生尚不足五十日,上路必多危险和麻烦,因此沈从文写道:“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
我第一次见到杨振宁先生,是在1998年10月26日。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为了庆祝三联书店在香港成立五十年,在书店的展厅举办“店庆聚”。杨先生因为是我们出版社的作者,曾出版过《读书教学四十年》,便受到邀请,和上百位学术文化界名家学者一起前来参加活动。那场活动其实简单,只是仪式过后,请嘉宾看看店史展览,然后就坐下喝茶聊天。因为香港特首等人都光临现场,杨先生那天在嘉宾中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礼遇,他和其
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差异就那么一点儿,至于那一点儿到底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不过,我们在《滕文公上》里曾听他说过,人之所以为人,吃饱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如果没有教养,那就和禽兽差不多。可见,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教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没有精神方面的东西。这和我们现在的一般看法是基本吻合的。所谓人的动物本能,即其自然属性是动物性的,但在精神文化方面,其社会属性是非动物性的,
潘文的散文集《河流上的烟花》出版了,收集了她近年所写的三十五篇美文,其间最直观、最浓烈的情感表达,是潘文对家乡浏阳的深情眷恋。文章并未刻意地抒情与歌颂,而是让情感如浏阳河的流水般自然流淌,渗透在每一篇文字中,成为整部集子的底色。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浏阳人,潘文将家乡的山水、风物、民俗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她以“拾光者”的姿态,在晨光与市井中打捞那些与故土相关的记忆碎片,用文字为故乡留存下最鲜活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