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长征是20世纪30年代中叶中国南方各路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向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大转移,它不是一次简单的战略行动,而是历史乾坤的斗转星移,是中国共产党人谱写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过程中的巍峨丰碑。毛泽东是在长征的危难时刻被推举为领航中国革命航船的伟大舵手,是领导各路红军最终夺取长征胜利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和长征结束后的40多年间,在各种场合及其著述中曾多次论及长征,其记录无疑是研究长征的最珍贵史料。系统梳理长征统帅毛泽东本人留下的相关记述,了解毛泽东心目中的长征,从本源上感悟和领会长征,对于深化长征史研究,意义重大。
摘 要: 明洪武时期, 国子监实行“计口赋食”、收支名目严格对应的实物供给体制。永乐至天顺年间, 会馔由统一会食转向放支物料, 折支钞贯、麦豆, 膳夫来源与活计的调整, 柴薪银的出现, 已经初步突破洪武时期按需配给、专项专用的经费模式。在财政危机与“货币白银化”的推动下, 成化至隆庆时期, 国子监经费的预算制定转为“会计”与“定额”并存, 经费形态变为白银、钱钞、实物、力役多种形态混合, 膳夫银及余积钱粮的合法化成为额外需求的补充。万历至明末, 国子监经费运行机制形成以定额预算为主导、具有一定弹性支用空间、预设收支差额且稽核日趋严密的银两运作体系。两京国子监的经费运行经历了从明初“诸费各以实供”到明中后期“诸费皆用银”的深刻转型, 这一变迁既在制度框架上保留了洪武旧制的根本特征, 又在经费形态、预算机制与使用方式等层面做出了务实调适, 从而呈现出“制度延续中的适应性改良”这一典型特质。
摘 要: 明中期以后确立的“以文统武”机制并非一成不变。至嘉靖朝,“南倭北虏”引爆的全面性危机促发了“以文统武”机制的松动,主要表现为在武官举荐权上,能够决胜于战场的武官拥有了话语权。俞大猷举荐邓城的过程可以有效地诠释这一点。作为俞大猷的密友,邓城在四年的时间里便从百户擢升至狼山副总兵官,这虽与其自身的军功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俞大猷向主政文官的不断举荐。嘉靖三十八年邓城下狱,也是依凭俞大猷求助主政文官才获得发往大同军前效力这一较为理想的审判结果。俞大猷举荐邓城能够一次次地获得成功,源自在“南倭北虏”期间,嘉靖帝开始将军事上的表现作为考核主政文官是否适任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主政文官与武官之间因地方职责而被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武官获得主政文官的平等礼遇奠定了基石,从而为明后期武官群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摘 要: 根据清华简《楚居》、安大简楚史等出土文献资料, “穴熊”指“穴居之熊”, “鬻熊”的来历或与“妩(鬻)裳羊先处于京宗”有关, 它们是季连的两个来源不同的称号。季连下一代君主是熊丽, 又称“季丽”。楚人族名源于熊丽之母破腹产子, 以及巫咸用“楚”闭合其创口一事, 楚人得名反映了楚部族的兴起。《楚居》自季连开始的事迹并未有强烈的神话色彩, 以其为肇端, 反映了楚人对本国历史起源的认识。季连、熊丽在楚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人均属“少子”, 可以据之重审《左传·文公元年》“恒在少者”和《左传·昭公十三年》“必季实立”的记载, 后者应该是对楚国内乱时期君位更迭情况的总结, 前者则反映了春秋时期楚人对早期先祖事迹的推崇, 由此形成的观念, 可以称为楚人的“少子兴邦观”。
摘 要: 酒令是中国传统酒文化的精髓, 其脱胎于上古时期礼乐文化下的酒礼。出土文献为探讨酒令早期形态及其演变提供了新史料。酒在文明初期被视为“惟神之飨”的祭品, 原始酒令萌芽于宗教祭祀中的飨神乐歌, 是劝侑神灵饮酒和表达人们宗教意愿的神圣话语。在早期国家礼乐场景之下, 酒令用以“备酒祸”, 并成为传播王政理念和表达邦国诉求的政治话语。当酒回归饮品的自然属性时, 酒令彻底成为劝酒行乐和愉悦身心的世俗话语。孕育于先秦礼乐文化的早期酒令所呈现的神—礼—俗三种话语形态及其演变, 以圣俗同构的特质奠定了中国酒令文化雅俗共赏的基因。
摘 要: 在 12—14 世纪, 亚丁既是中东区域性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 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性港口, 贸易范围空前扩大。亚丁贸易圈向西北连接埃及和汉志地区, 向东连接印度与中国, 向南连接东非地区。亚丁贸易的昌盛源自多个因素, 包括蒙古人西征导致中东贸易格局发生变化、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且区域贸易环境稳定、亚丁港口腹地手工业发达、统治者的支持、海关与税收制度的完备、科技的进步及商人社团的运作等。通过跨国与跨区域的商业往来, 贸易的繁盛不仅使亚丁聚集了大量财富, 而且促进了亚丁人口构成与宗教文化的多元化。亚丁贸易的勃兴及其发展历程,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13 世纪世界体系的运作与当时国际交往的繁盛。
摘 要: 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 印度洋珠宝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欧洲市场。参与印度洋珠宝贸易的不仅有印度本土商人, 而且荷兰人、英国人、赛法迪犹太人和伊朗亚美尼亚人也积极参与其中。在这些群体中, 贸易活动体量最大、持续性最强的不是欧洲商人, 而是来自伊朗的亚美尼亚商人。亚美尼亚商人的珠宝贸易主要以家族( 家族公司 )为贸易主体单位, 以“康孟达”为组织形式, 采用易货、寄售和直销等灵活多样的贸易手段, 形成了以伊斯法罕新焦勒法为中心、以地中海和印度洋核心贸易区为两端的欧亚珠宝贸易网络, 为近代早期欧洲珠宝业的全面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摘 要:“八纮一字”为战时日本美化对外侵略之国策。其源自神武天皇诏书,1940年近卫文麐将其纳入国策,并称之为“肇国精神”。近卫文麐、汪精卫等日伪军政首脑,通过舆论宣传、节日动员、民俗具象等形式,层层建构八纮一字的“历史中空”叙事,以矫饰战争罪责,美化侵略行径。中国上自蒋介石等军政高层,下至知识界与舆论界,通过舆论统制及宣传反制,解构八纮一字的历史脉络与国策化依据,消解日伪建构的正当性、正统性。战后,在反思抗战、日本民主化改革、国共内战的多重背景下,蒋介石、溥仪等政要及舆论界,皆重新审视八纮一字。八纮一字逐渐淡出中国共产党的视野,既象征和平时代的到来,又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告别旧世界、开拓新纪元的宏伟蓝图。
摘 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为加强基层社会控制,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将乡(镇)保确定为基层行政机关, 实行基层行政人员公务员化, 将基层行政人员由无给职改为有给职。在推进基层政权下移的同时, 基层行政成本也随之增加。但无论是根据保民富力按户分摊征收住户捐, 还是实施乡镇造产以增加基层财政收入, 都未能有效解决基层行政经费问题。基层行政人员职责繁重、待遇微薄, 加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 生存状况艰难, 工作积极性受挫。贤能之士不愿从事基层行政工作, 不良分子充斥基层行政队伍, 基层政治生态渐趋恶化, 国民党政权的溃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摘 要: 托勒密统治者与埃及祭司阶层间保持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 这种关系以祭司会议记录的形式体现在总督碑、卡诺普斯法令和罗塞塔石碑的铭文之中。托勒密一世在埃及立足未稳, 刻意将自己塑造成古埃及法老的形象, 强调自己的军事功绩, 极力掩饰自己的外族属性, 以争取祭司集团的支持。托勒密三世军功卓著, 权势强大, 不仅让王室家族获得神化的头衔, 而且通过改变祭司会议的召集制度控制祭司集团。托勒密五世年幼继位, 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通过政治交易争取祭司集团的支持, 最终摆脱了政治困境。三位国王不同的统治方式, 与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理论有契合之处, 展示了托勒密统治者与本土精英关系的动态演变及其内在运行机制。
摘 要: 东地中海世界为亚、非、欧三大洲之间的物质资源交换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公元541年,鼠疫首次出现在该区域,并伴随着官方与民间的人员和物资往来而大范围蔓延。东地中海世界众多城市遭遇了鼠疫的严重冲击,在客观上加速了城市变迁的进程。城市人口减少、大型公共建筑破败、城市规模萎缩是城市变迁的外部表现形式,而城市空间变动和经济功能的弱化等则构成了该区域城市变迁的深层肌理。与此同时,东地中海世界部分重要城市的原有地位逐步让位于区域内其他新兴城市,诸多城市的文化与生活焕发新的生机。在鼠疫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经历变动和调适的古代晚期东地中海城市展现出了与先前不同的新面貌。
摘 要: 19 世纪下半叶, 在英国对英属印度的文化知识生产与治理实践中, 出现了试图将印度的历史与文化塑造为英国想象中的“中世纪”的现象。它不同于长期以来受东方主义影响的文明使命论的殖民话语, 而是具有“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的色彩。学者与政治家不仅致力于通过理论建构强化这种殖民话语, 而且在实践中通过仪式宣传和符号构筑, 试图将这种话语正式确立为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服务于英国殖民统治利益的话语最终走向破产, 但其内涵在文化殖民中的影响十分深远。针对这种殖民话语与历史记忆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 对于理解当前民族国家历史话语中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颇有裨益。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6.0059 近代以来,“族系”一词作为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被应用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分类,已不能满足现代史学体系下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需求。现代民族史家必然要依据文化、体质、政治诸要素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进行分系、分类,即如学人所言:“欲求明了中国各民族过去之史实不能不先理清其种族之分类。”①“族系”概念由此而生,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