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艺家:陈东有,男,1984年7月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任教。1990年1月获江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6月获厦门大学史学博士学位。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汉语史、中国文化史、海洋社会经济史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1995年、1997年先后被南昌大学破格聘为副教授、教授,2005年起担任南昌大学博士生导师。发表学术论文九十余篇,出版专著《金瓶梅文化研究》《走向
陈东有的治学专业方向,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界定。他先是从事文学史,主要是明清小说和戏曲的研究,然后是从事明清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文和史的跨度还不算大,古来早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学者也往往是既文又史,文史兼治,或者说,他们原本就不分文与史。事实上文学与史学的整合,对两门学科的发展都有利,对一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问人来说,更是其本分的学问。后来,陈东有进入管理学的研究,研究方向是人力资源管理,这
导语: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蔚为壮观的大宗,尤其自宋元以降,山水逐渐成为文人画专属的画题。然而,从真山水到画家笔下的山水画,其间免不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过程。董其昌有一段著名的话说到山水与山水画之间的区别:“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江西“风景这边独好”的山山水水养育了历代江西画家们,创作出了独具魅力的“江西画派”的山水画。 —苏米
元代初期的统治者在艺术修养、教育水平及对汉文化的理解与领悟方面,与中原文人士大夫尚有着较大差距。如在绘画方面没有像五代与两宋一样设置画院,所以在元代绘画风格形成上,统治者未起到引领与影响的作用。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南方文人的地位较低。由于对南宋故国的思念,大批文人或隐逸于山水林泉,或参禅悟道。他们大多擅长诗文书画,使得文人画在元代形成了一个高峰,并突破了两宋以来院体画风的束缚,形成了冷逸、疏旷、恬淡
刘未林(1867—1933),名凤起,字未林,又署未霖,号真庐居士、未道人、威禅居士、金楼峰樵等。江西南丰人,清光绪时进士。民国辛亥革命功臣。晚年居沪上,鬻卖书画自给,诗书画兼工,有“书画重千秋”“诗名满天下”之美誉。从目前存世的绘画作品可看出,刘未林山水多为南宗风格的仿古之作。曾熙评价其画风:“画则专事山水,酷肖南田老人。”[1]《申报》有时人评:“画笔秀逸空灵,得之天授,予从琉璃厂肆购得其画扇
胡献雅(1902—1996),字正民,江西南昌人,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曾担任立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江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其山水、花鸟、人物兼善,尤以写意山水花鸟著称,在书法、诗词方面也颇有造诣。胡献雅广泛游览名山大川,如黄山、泰山、漓江等地,其中上庐山不下十次。他在登临中感受山河壮阔,抒发胸臆,获取灵感,将对庐山的情感融入诗歌和笔墨之中。他的庐山诗歌有庐山之变幻奇观,有人
主持人语:新笔记小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古代笔记小说血脉相连。不同于既往当代文学作品中所力图构设的“史诗性”宏大话语与鲜明的意识形态诉求,新笔记小说呈现出了自觉的转化传统与文体探索的倾向。时至今日,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创作风潮纷纷退潮,而根植于传统的新笔记小说却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样态与创作生机。其既与“第二个结合”的提倡相呼应,也使学界得以辩证地思考新时代语境中,新笔记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密切
新笔记体小说之倡导,其名目在于“新”,但其基础却在于“旧”,也就是通过对于“旧形式”的借用,以守“旧”创“新”的文学叙事方式,因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参与新的时代议题。所谓“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克莱夫·贝尔的观念,就由此获得了遥远的回响。借用传统中国文人所热衷的笔记形式以及隐藏其间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一方面应对新时期之初现代派实验受挫的尴尬,另一方面受到马尔克斯获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门类,深刻影响着文言小说的发展脉络,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小说滥觞于笔记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沿续着笔记小说的审美基因。”[1]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搜神记》《世说新语》到清代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都可以被归入笔记小说发展的文学史序列之中。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是孙犁、汪曾祺等老作家饱经世事沧桑,自觉转化传统笔记文体这一重要文化资源,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新文学流派的不断出现,文学思潮的激烈碰撞,是中国作家、批评家高涨热情的有力体现,也是文学迸发生命活力的彰显。新笔记小说正是肇始于这一时期的小说模式,因其文体风格脱胎于传统笔记小说而被称为新笔记小说。新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家,如孙犁、汪曾祺、林斤澜等,大多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代表作品《芸斋小说》《故里三陈》《矮凳桥风情》等均传承了文人笔记小说的中国古
散文是古老而广阔的文体,如何让这一文体保持新鲜的活力,在既已勘定的文体边界探索富于表现力的新质,这是现代文学以来的写作者一直面临的考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散文传统走来,这条古河里映照出一代代女性写作者的面庞,从冰心到萧红、丁玲、张爱玲的书写,一直到近年来涌现的素人女性写作者,她们记取着彼时日常生活的温度、情感和分泌物,通过诚挚的书写不断推动着女性散文美学内涵的构筑与延展。因此,对2023年
导语:计谋叙事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母题,在互联网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正在变得越来越隐蔽与多样。从历史演义到后宫剧,从职场剧到科幻片,乃至线下的狼人杀、剧本杀等,都呈现出计谋元素,从而吸引了大量读者、观众与玩家。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思考我们时代的“计谋叙事”有独特的症候意义。本期的三篇文章,有的指出宫斗剧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计谋的欣赏和服膺,反映出微妙变化中的大众心态,是一种具有症候性的文化现象;有的则聚焦
2011年,电视剧《后宫·甄嬛传》(以下简称《甄嬛传》)横空出世。彼时,尚未能预料该片的热映将引发电视剧市场后宫题材的井喷。一时间,荧幕满屏,美人如花,争妍斗艳。但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需要格外警惕的是,宫斗剧依赖的“打怪升级”的叙事模式,它给观众展示和建构的社交生态,以及隐蔽的“他人即地狱”的价值导向,都是蘖生“诡谋文艺”[1]的温床。当阴谋诡计、心眼城府已经作为某种标准配方被广泛植入宫斗剧时,
在电视剧研究的领域,宫斗剧是清宫剧的四个类型之一,相关研究者将1990年代之后的清宫剧划分为四类:戏说剧、正说剧、宫斗剧、穿越剧。此类研究一并指出,2004年,风靡一时的香港TVB电视剧《金枝欲孽》是宫斗剧的典型,2012年,《甄嬛传》播出,达到宫斗剧收视的最高点。十余年来,电视媒介环境发生剧变,电视剧的传播与消费甚至渐渐脱离与电视平台的强绑定,但《甄嬛传》的媒介生命仍然不减,它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
在当下,计谋叙事不仅是文学的表达方式,更是社会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的一种反映。本文选取《琅琊榜》为典型案例,追溯计谋叙事的历史传承与演变,解读“计谋+情感”叙事模式的成功之处,并通过分析计谋叙事的当代接受,探讨计谋叙事经久不衰的现实原因。 一、计谋叙事的传承与演变 中国的计谋书写传统源远流长,自古以来,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计谋无处不在。以计谋书写为核心内容的书籍,历来被人们视为学习待人接物、
受访人:干道甫,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教授、知名陶艺家、策展人 访谈人:连芷平,跨领域艺术硕士,哲学博士,任教于高校艺术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 访谈地点:景德镇,干道甫工作室 连芷平(以下简称连):干老师好,这次看到您的青花作品很震动,也听您聊了很久的诗歌,发现您作品的背后都有着诗性的支撑。您怎么看青花在当代的发展? 干道甫(以下简称干):当下如果继续画龙画凤,肯定是无法符合这个
二十年前,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是“现代青花”,当时研究的人非常少。我先从传统青花入手,通过大量阅读和临摹古瓷片来认识青花绘画的本体语言。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习惯如每日吃饭喝茶一般。 在熟悉传统青花的相关媒材之后,我开始在题材、绘画工具、原材料、青花画料、烧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试验,同时研究其他艺术门类的成果并在思想观念上进行提升。我的作品中慢慢出现了个人青花作品表象特征和风格。 在青花创作实践中
日本俳句曾深刻影响泰戈尔、特朗斯特罗姆、庞德等诗歌巨匠,也影响了我国五四时期的小诗运动,以及现代的“截句”运动。在俳句反哺中国近现代诗歌背景下,思考陶渊明对日本近代俳句的影响,有助于思考中外文学交往史的整体叙事框架,在展现文学交流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解释出可资后人借鉴、发展本民族文学的重要途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日本学术界,“以××为方法”或“作为方法的××”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学术表达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