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于智能化技术深刻重构全球制造业格局的时代背景,系统探讨中国从“世界工厂”向“智造强国”转型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定位与实现路径。本文提出“比较优势逻辑重构”的分析框架,指出智能化技术通过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推动要素票赋结构、产业空间布局、技术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发生系统性变革。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与规模经济的“世界工厂”旧逻辑正面临挑战,而基于技术驱动、平台赋能和规则引领的“智造强国”新逻辑正在形成。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不仅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封锁和供应链风险的必然选择,更是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政策动员能力等优势的主动跃迁。中国应走出一条区别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特色发展道路,通过“三重跃迁”实现转型:从传统生产要素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产能型制造转向平台化智能制造,从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转向主动引领规则制定。在政策层面,中国应构建涵盖技能升级、平台支撑和价值链治理的协同政策体系,推动形成自主可控与开放协同并重的制造业发展新格局。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智能化时代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为理解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经济学解释,对国家制定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要:平台企业是数智时代出现的新组织形式,深入研究其组织结构特性对于推进组织理论发展尤其重要。本文基于环境变迁视角探讨数字技术和数字知识产权制度对平台企业组织结构的形塑作用,基于问题解决视角比较平台型结构与传统科层结构的特性差异,进而剖析平台型结构生成动态能力的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知识产权制度作用下,数智时代平台型结构呈现扁平化和模块化、权力分化和赋能化、行为自主化和流程标准化、间接化和自组织化等特征;平台型结构是数智时代用以解决企业任务划分、任务分配、奖励提供和信息提供等组织普遍问题的方案组合;平台型结构蕴含在不确定环境下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和创新敏捷性的动态能力,是其成为数智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结构形态的原因。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日益成熟,作为数字经济的新型组织形态,数字平台在迅速获得市场势力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社会价值的分配机制。数字平台资本借助数据私有权、算法控制和双边市场结构,不仅在产品或服务定价上拥有较强的控制力,也对社会财富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正逐步重构马克思所阐述的价值转形过程,进而形成新型垄断价格。本文基于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深入探究发现,数字平台资本将数据所有权转化为一种“类土地私有权”,使数据要素租金成为垄断性定价的核心构成;算法对劳动的去空间化和去时间化处理实则为算法控制,造成劳动者应得收益向数字平台资本偏移,在结果上背离了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中的按劳分配原则。对此,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针对数字平台资本凭借垄断性定价获取超额利润的问题,需在法治建设、数据监管、算法审查和共建共享等方面构建干预或矫正机制。本文深入剖析数字平台资本垄断价格的本质及其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背离,并探讨相应的规制策略,为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的分配正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思路。
摘要:刺激消费是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支撑。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财税政策在刺激居民消费、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政策在刺激消费方面的演进历程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推出的一系列财税政策。在回顾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本文归纳出我国刺激消费的财税政策所体现出的人民性、公平性、时效性和战略性等核心特征,并从政策的战略定位、着力点、工具和模式四个维度深入剖析其内在演进逻辑。进一步地,本文指出,在当前宏观经济承压、居民消费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刺激消费的财税政策面临财政收支矛盾、政策连续性与长效性不足、供需协同性不强,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等一系列结构性与制度性挑战。为提升财税政策在促进消费中的精准性与系统性,本文提出应重点协调好增长与公平、激励与保障、供给与需求、普惠与精准四组关系,推动财税政策更加科学、协同、高效,以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并助力现代财税制度建设。
摘要:本文选取2013—2022年中国288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市场降温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会抑制地方财政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降幅大于民生性支出,反映出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导向,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当土地市场降温时,地方政府依托政府性基金预算和一般公共预算双向调度,以及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补充渠道,优先保障民生性支出,实现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对称调整。异质性分析表明,商品住宅用地出让收入对地方财政支出具有促进作用,且对生产性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强。工业用地出让收入具有“以地引资”属性,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冲击对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影响分析表明,面临“三道红线”政策冲击,地方政府的民生性支出没有受到影响,而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共服务支出会受到约束,这表明外部政策冲击对地方财政支出惯性具有矫正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减少土地财政依赖、拓展财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土地市场调控和防控风险的政策建议。本文对优化地方财政资源配置、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及财政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要:安全隐患具有“小概率大影响”的特征,这是企业难以做到有效兼顾效率与安全的根本原因。然而,数智技术的发展为企业应对这一难题带来了新思路。本文通过对一家能源企业的案例研究,旨在回答企业如何利用数智技术构建反脆弱能力来应对安全隐患难题,从而实现安全管理模式的创新。本文研究表明:首先,企业反脆弱能力是根据安全隐患隐含的不确定性类型,通过人与数智技术协同构建的安全管理能力;其次,针对已知但随机、未知但分析可知、不可知三种不确定性,人与数智技术协同的反脆弱能力由精准防范能力、前瞻决策能力和即时联动能力组成,其技术基础分别为即时数据反馈、算法溯因分析和结构松紧耦合;最后,反脆弱能力构建体现了企业安全管理的即时阻断式应对逻辑,即根据安全隐患隐含的不确定性类型确定可以最早阻断风险的阶段,从而在安全隐患出现或演变时即时阻断。据此,本文针对“小概率大影响”的安全隐患难题,揭示人与数智技术协同的反脆弱能力构建机制,提出与现有企业安全管理长期预防式应对逻辑不同的即时阻断式应对逻辑。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利用数智技术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安全隐患难题、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提供了启示。
摘要:企业在ESG价值创造过程中存在“责任”“效用”的对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导向下,企业如何兼顾ESG价值与财务价值,既是理论上的难题,也是实践中的挑战。本文对新疆晨光展开单案例纵向研究,探讨其实现ESG价值与财务价值共生的动态机理。本文研究发现,企业要实现ESG价值与财务价值共生,既需要责任利用视角,也离不开技术支撑。一方面,责任利用视角是两类价值共生的基础。企业将废弃物视为可利用的资源要素,在“变废为宝”的创造过程中实现责任承担与效益获取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技术属性转化是实现两类价值相互支持的关键路径。技术通用性向专用性的转化催生两类价值,并促进其“量”的增长;技术专用性迭代推动两类价值“质”的提升。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提出了“责任利用视角”,用以解释ESG价值与财务价值的共生关系,还揭示了技术属性转化在驱动两类价值共生中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推动责任承担与效益获取相统一的价值共生战略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摘要: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加强不同产业链之间的融通创新是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3年中国A股专精特新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创新,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创新;环境不确定性在政府补贴影响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创新的过程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融资约束较高、国有专精特新企业和中西部地区,政府补贴对专精特新企业融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完善专精特新企业补贴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摘要: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除了寻求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外,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本文基于2010—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国有资本参股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国有资本参股通过提升企业主业聚焦水平和增加企业创新投入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发生在市场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的地区和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国有资本参股能够优化民营企业的专利结构,提升民营企业的专利质量;国有资本更偏好于参股大企业,导致对富有创新潜力的中小企业扶持不足;国有资本参股没有增加民营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受到技术断供的冲击,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在2019—2022年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国有资本参股的创新促进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