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如何突破西方自由民主话语霸权、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通过构建“历史-制度-价值”三维分析框架,可以深入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髓要义,系统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论优势与实践效能。在历史逻辑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和合”智慧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在制度逻辑层面,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全链条贯通的运行机制展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有机统一的制度优势。在价值逻辑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主体叙事、过程叙事与效能叙事的辩证统一,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确立了以治理效能和人民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标准。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历史传统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在制度实践中展现显著优势,在价值追求中彰显治理效能,为理解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方案。
[摘要] 依据动因与时序的差异,可将现代化类型科学整合为内源型、先行性,外源型、后进性,混合型、现进性这三种,同时每一类型的现代化又分别孕育出多种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模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通过“师夷长技”“师夷制度”“师夷文化”,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效仿”和矫正。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所导向的现代化模式和斯大林领导创设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先后进行了“效仿”与矫正。在对世界现代化既有模式科学扬弃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丰富的基本内涵,也在国情、价值、文化、路径这四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同时还经历了开创发展与优化升级这两个演进阶段。这一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在理论、价值、实践、结果这四方面实现了对既有模式的超越。
[摘要] 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将结构性失业定义为工资刚性引致的失业,这使得结构性失业概念失去了原本的内涵,将本应关注经济结构变迁所引发的劳动力市场错配的复杂现实问题,简化为源于劳动力价格机制失灵的市场出清障碍。通过梳理从凯恩斯革命到战后“黄金时代”的失业论战,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时期的结构性失业概念的诞生和嬗变,可揭示西方主流经济学如何将“结构性失业”概念置换为具有特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将失业治理的责任从社会转向劳动者个体,推动形成了强调个人就业能力而弱化国家和社会集体责任的治理逻辑。同时,自然失业率等概念与结构性失业概念的绑定,摒弃了从总产品市场和有效需求不足视角理解失业的凯恩斯遗产,严重限制了通过积极的总需求管理与直接创造就业以应对失业的政策空间。回归结构性失业概念的本源,全面理解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型失业的辩证关系,对构建更全面的就业理论、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摘要] 后民法典时期,我国民商法适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中如何正确处理民法与商法的适用关系。在现代商事交易复杂化的背景下,以一般法与特别法为传统的民商法适用范式虽能确认规范位阶,但因处于立法技术与司法路径依赖共筑的结构性困境,面临识别界限模糊、适用成本上升等难题。针对民法一般规则在商法中的适用场景,以商法体系中基础性和代表性的新《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为例,本文提出“替代型、补充型、冲突型”三类规范适用的新解释路径。相较于传统一般法与特别法二元划分的适用范式,“三类规范”的界定能够进一步厘定《民法典》与商事特别法的适用界限,为民商合一下的体系协调、适用准确和动态更新提供方法论支撑。
[摘要]“资源诅咒论”常被西方学界用以解释后发资源型国家拥有资源禀赋却难以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矛盾现象。但其主流解释更多地将“资源诅咒”的形成归结于“荷兰病”机制、挤出效应、寻租机制等效应及制度质量较低等内部因素,却回避了后发国家因资源优势招致的外部剥削、干预与压迫因素,从而导致其分析不仅未触动问题根源,且以之为依据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往往造成误导,进一步加剧了相关国家的困境。鉴于此,有必要在西方话语体系之外重新辨析自然资源与后发国家发展受阻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以系统审视经典“资源诅咒论”概念的提出、争议与回应为起点,为构建“全球南方”自主资源发展理论,并引导相关实践创造条件。
[摘要] 巴蜀文献典籍是在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下孕育生发的,有着鲜明的文化品格。其中承载着内蕴丰厚的治国理政智慧,选贤与能、立德修身、虚心纳谏体现的是执政智慧;重农务本、减免赋税、备荒赈灾体现的是民本智慧;强军振旅、固边御敌、慎战息兵体现的是军事智慧。这些治国理政智慧至今仍有旺盛鲜活的生命力,已沉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巴蜀文献典籍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样本之一。系统整理和研究巴蜀文献典籍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既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探索,又有助于当下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还能够强化巴蜀在全国文化研究中的重镇地位,促进巴蜀学术研究的繁荣。
[摘要] 优先主义者运用“拉平反驳”批判目的论的平等主义而为自身立论。优先主义者将目的论的平等主义分为“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两种形式。前者坚持单一的平等原则,这种平等主义的理论要求即便是“激进平等主义”也无法满足,拉平反驳的批判对象不存在;后者主张平等原则与其他价值兼容,这种平等主义的理论精神与拉平反驳高度一致,拉平反驳的批判作用失效。严格说来,拉平反驳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批判对象。当拉平反驳失去效用,优先主义的理论前提就变得可疑。拉平反驳的真正作用不在于批判平等主义,而在于它要求分配正义理论兼顾和平衡诸种价值。然而,当代平等主义早已达到其要求。优先主义者精心构造的拉平反驳论证是一个虚假论题。
[摘要] 在当代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中,广义理解的天下观念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全球正义的思路。首先,在当代全球正义的争论中,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论证的版本众多,它们之间的争议大多围绕三个焦点:全球正义的主体、分配正义的边界和模式、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等问题。其次,在这些争议的背景下,“天下”观念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国家世界主义,进而为全球正义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的思路。
[摘要] 罗尔斯的“政治转向”是为了更有效地回应西方立宪民主社会中的合理多元论事实而进行的理论重述,标示着其思想的新发展。当前学界对该转向的讨论多集中于罗尔斯理论在转向前后的差异与变化,却较少关注其内在的连续性。以贯穿罗尔斯前后期思想的相互性理念为线索,通过分析该理念在正义原则与公共辩护两个层面所呈现的连续性,可以论证这一转向实源于罗尔斯一以贯之的理论追求,即构建一种基于平等道德主体相互尊重的公共政治生活。罗尔斯对正义理论的构想和论证存在深刻的一致性。对相互性理念的系统阐释,不仅有助于厘清罗尔斯理论的整体脉络,也为思考如何构建合理的规范性政治理论提供了可能的参照。
科幻研究系列之一:谱系、对话与南方未来主义构想 主持人 江玉琴 聂韬 【主持人语】技术迭代加速重塑全球格局,科幻日益预演人类未来生存境况。源自不同地缘文化与社会经验的“未来主义”思潮,已成为全球南方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未来定义权、构想多元现代性路径的核心思想资源。每一种“未来主义”的生命力,皆有待学者追溯其历史创伤、文化谱系与问题意识内核,厘清关联,方能继承其方法论遗产,超越碎片化的身份政治,推动
[摘要] 美国华裔科幻研究容易陷入技术东方主义与华裔未来主义的讨论。前者体现为西方在科技语境中对东方的刻板想象及其由此产生的警惕与恐惧;后者具有双重性,既可被视为技术东方主义的延续,又可被理解为对其的超越,尝试以融合而非对抗的方式建构未来叙事。在辨析二者关系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一种面向中国与海外华裔互动的全球融合范式,强调多重文化要素交织的共同体形态及其未来主义美学杂糅。通过分析刘宇昆《七国之乱》的海港工程叙事,提出其有意识地整合中国历史经验与西方现代工程知识,构建跨文化的新型科幻叙事模式,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科幻华语体系。文章进一步以匡灵秀《巴别塔》的海港城市文化奇观为例,揭示其对西方知识体系及其权力结构的反思,并探索基于华裔主体性的未来表达路径。文章最终提出一种强调联盟、融合与共存的新型华裔未来主义,与“全球中国作为方法”相互呼应,指向一种嵌入全球网络、具有现实关联的未来社会想象。
[摘要]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集群升级,是国家战略发展、时代趋势和集群演进逻辑共同作用的必然选择。产业集群通过创新生态和多元应用场景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现实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致创新范式变革,进而驱动产业集群升级。在创新来源层面,形成产业需求牵引与场景反馈驱动的创新生成模式;在创新主体层面,形成长期稳定的各主体协同创新网络;在创新方式层面,形成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数据驱动、模型推演与系统协同的新型创新方式;在创新要素配置层面,推动数据、技术、人才和资金等全要素融通与全过程供给;在创新治理层面,构建多元共治与全过程融入相结合的创新治理模式。为有效应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挑战,应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面向产业集群升级的高质量科技供给,加速创新链产业链全链条贯通,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与协同配置,拓展集群创新应用场景,健全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治理体系。
[摘要] 马克思将“买卖的时空分离”称之为“危机的抽象形式”,提供了从“危机的抽象形式”的实现来考察经济危机形式和动因的视角。该视角着眼于生产方式全局,从经济危机作为资本运动所特有的历史性出发,而非从单纯经济要素量的不平衡出发来剖析危机,有别于从经济现象和统计数据中分析危机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视角。这一分析视角,不仅指证了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运动的必要环节,而且还揭示了危机从抽象到具体的实现路径,展现了危机从私人向社会、从金融部门向物质生产部门的传递机制。同时,该视角辨识出加强资本逻辑、扬弃危机的消极路径,并对超越资本逻辑从而真正扬弃危机的积极路径作出初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危机问题的具体阐释,既体现了马克思独特方法论的理论贡献,又在把握资本运动历史性质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危机本质的洞察。
[摘要] 在数字与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智技术为社会成员描绘了“有机赋能”的理想愿景,但系统技术理性与公民生活意义世界间存在着深刻张力。为弥合此张力,回应“技术如何赋能于人”的核心命题,提出“具身赋能”作为数智社会政策供给的新路径。其核心逻辑在于回归“人技关系”,并将“身体-技术-制度”作为理论框架,以此审视数智技术对社会成员的具身功能、社会联结与主体性的多重影响。具身赋能的实现需通过三重实践机制的系统协同:工具性适配调适技术与多元身体能力,弥合功能-素养的失配;情境化连接引导技术嵌入具体社会情境,修复关联-意义的错位;协同性共融则以制度性规范为人技融合划定边界,捍卫人的主体性。三重实践机制最终落位于数智普惠政策、数智融入政策与数智伦理政策三大政策体系,分别从数智权利保障、赋能情境营造与数智伦理规制层面,共同构建一个旨在将宏观技术愿景转化为微观生命福祉,并最终服务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政策实践进路。
[摘要] 数字时代的差序格局具有数字化的新特征。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与秩序特征,社会联结依赖于血缘、地缘等纽带形式维持。随着人口流动加速与数字化进程深化,数字空间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社会联结纽带的新形式。研究表明,数字空间不同于血缘、地缘等传统联结纽带形式,数字空间依托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与作用机制,能够突破地域空间限制,实现“线上在场”的数字社会联结。数字空间重构社会联结的时空机制,主要表现为数字线上交往、数字公共性生产与数字身份认同,进而重塑关系网络、重建公共生活和再造集体认同。数字空间作为数字时代社会联结的新形式,它是技术逻辑与社会逻辑融合的联结方式,因此数字空间中的差序格局既要吸收传统社会关系的文化内核,也要发挥数字技术的联结优势,推动社会联结的数字化重构。数字时代的社会联结拓展了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公共交往空间,但也需警惕数字边缘群体所面临的排斥风险,致力于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
[摘要] 在风险社会与人口老龄化交织的背景下,家庭作为慢病照护的基础单元,其韧性建构被赋予文化期待与福利功能。然而,既有研究对家庭韧性内在的脆弱性及其运作中的道德话语关注不足。本研究以慢病家庭的长期照护实践为切入点,揭示当代中国家庭韧性的本质是在制度供给不足、市场服务失灵与性别规范三重约束下形成的策略性适应机制。在慢病照护的家庭情境中,家庭韧性的照护责任分配遵循着一种非均衡分工的特定逻辑,将照护责任最终落在家庭权力结构中最脆弱的成员,即女性、底层群体及年长者身上。这种非均衡分配经由家庭主义道德话语获得正当性,体现传统家庭主义从自明伦理秩序向可争夺道德话语资源的现代性转型。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在长护险、社区照护等领域提供外部制度支持,家庭韧性正经历从内部资源动员转向外部制度协同,但深受城乡二元结构、阶层分化与文化惯性的限定。基于此,家庭韧性的重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是否充足的问题,更在于如何突破结构性约束与家庭道德惯性。这一发现既回应了中国慢病家庭照护的现实困境,更追问在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中如何重构团结伦理、如何在承认家庭价值的同时超越家庭主义限定。
[摘要] 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关键不在于简单增加数据交易场所数量,而在于形成功能分层与规则协同的可信数据交易所网络。我国数据交易场所的三级划分不同于经营者之间横向划分市场,是国家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和完善交易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但其正当性仍应接受竞争后果检验。对此,数据交易所体系应在回应市场竞争性关切的基础上引入反身性规制思路,构建既符合市场化运行逻辑,又满足数据要素市场培育需要的规则体系。具体而言,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应承担统一安全保障底线、撮合交易登记标准和互认互通规则的基础功能;区域级和行业级数据交易所则应在国家统一规则下围绕场景化服务进行细化,从而实现统一规则与分层治理的适配。与此同时,数据交易所还应通过规则法定化明确分层定位,以规则一体化破解市场失灵,并以竞争后果评估防范市场分层异化,最终促进数据交易市场的可竞争性与全国一体化。
[摘要] 针对网络诽谤犯罪,刑法教义学需以功能主义解释的方法对传统构成要件进行调适。依据实行行为理论,应将“散布”认定为诽谤罪的核心行为,因其对名誉法益具有现实危险,而“捏造”仅系对事实虚假性的强调。相关司法解释采纳单一行为说,并通过增设“情节恶劣”这一独立门槛,与作为整体罪量要素的“情节严重”共同构建阶梯式审查框架,实现了规制必要性与处罚谦抑性的平衡。在具体适用层面,对“情节严重”的判定应综合主客观因素予以解决:须先对诽谤信息进行实质判断,再计算包含被害人及网站管理人员的点击、浏览和转发的次数;基于因果关系和规范保护目的,应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自杀等严重后果归责于诽谤者;“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属于将前科因素作为入罪情节,此时应基于“他人”是否为同一被害人,区别要求后续诽谤行为本身的危害性。
[摘要] 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快速普及与规模化应用不仅引发了人机交互模式的系统性变革,也在个体情绪状态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IFR)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有效改善个人情绪。从个体层面来看,人工智能能够提高个体工作总体满意度、工作安全满意度和工作时间满意度,从而提升个人情绪。从环境质量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并经由个体对环境质量的感知转化为具有正向引导作用的情绪价值。社会公平感知能够强化人工智能发展对个体情绪体验的积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能够有效改善男性群体、高学历群体的个人情绪,而对女性和低学历群体情绪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科学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政策与智能经济背景下的居民心理干预策略提供了实践启示。
〔摘要〕从1911年到1915年,中国的国体、政体都发生了剧变,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之间的关系屡经波折与调整,中央政府的政务文书及循此形成的决策模式,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清帝逊位前三个月,政务文书及决策权操之于内阁总理大臣之手,该模式延续近半年。民初文书制度融合南北双方的特点,向平等、简化的方向演进,先落实总统制,后有国务总理以副署制衡大总统,然效果不佳,文书副署权最终沦为具文。在1914年5月之后改国务院为政事堂的体制之下,大总统独享重要文书称号,国务卿仅充当参议国务、传宣命令的角色。
[摘要] 19世纪末,美国商人积极推动麦金莱政府出台的“门户开放”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以维持列强在华机会均等为基础原则,通过商业扩张等非军事手段,低成本获取美国在华优势地位的外交战略。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对这一最初主要面向列强而设计的政策造成严峻挑战。为确保“门户开放”理念与实践的逻辑自洽,美商积极调适有关中国问题的叙事,通过将义和团运动归因为中国内部治理失败与文明落后,强调外力干预对中国开放门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将改造清朝中央政府纳入“门户开放”的话语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消解美国本土的反帝国主义争议,还促使美国政府进一步参与列强在华竞赛,有力推动了“门户开放”背后新型殖民范式的早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