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家立场”栏目中,陆春祥的《弃物》关注日常废弃物的来处和去处,直面现代生态困境,从细微处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路。张执浩的《为清零而作》缕析新诗特质与写作本心,倡导诗歌应书写人类独有的生命体验的诗学观。韩毓海的《被动因素与物质基础》以“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为核心,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重申构建立足人类共同利益的新哲学社会科学。万俊人的《政治认同的厚与薄》以余露的《认
万物皆弃物。 瓦砾、屎尿、旧报纸、鱼骨头、核废料、飘在太空的手套——它们被扔掉,被遗忘,被埋进土里或被烧成灰烬。可没有什么是真正消失的。它们只是换了名字,换了形态,换了故事里的角色。 我常想,我们这代人,大概是最后一批还和垃圾打交道的人了。不是那种按一下开关就眼不见为净的打交道,而是真真切切地看见它、触摸它,为它头痛、被它包围。几十年间,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烧,从随地便溺到雪隐如诗,从废纸堆里讨
→ 人类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诗,也只能是诗。唯有诗,或者说,唯有那种后来被我们称为“诗”的东西,才能真切地传达出人类这个物种初见这个奇异世界时,激越、复杂而饱满的情绪或情感。那是一种哑口无言,欲言又止,终至喋喋不休的强烈的表达欲。震惊、狂喜、忧惧、愤怒、疑虑、感伤、妒忌,乃至哑默…… 林林总总情绪,唯有通过“诗”——这种具有声音质感的形式,才能有形有效地传递出来。在语言真正出现之前,“诗”无形无状,
→ 关于人类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这样说: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因此,绝不能离开时代提出的问题、时代提出的任务,去抽象地理解历史、理解人,当然,更不能离开时代提出的问题、时代提出的任务,去抽象地理解哲学社会科学。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在何时、怎
只要稍加留意最近发生的时事日常,便不难发现一种值得认真关注的现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仅发生了诸多重大意外事件,而且几乎面对其中任何一件大事,甚或日常小事,人们的感受、倾向、认知、判断和立场常常会呈现巨大的差异和争议,直接引发相互见异的判断、见解、情态、心态,乃至行动冲突。“大”者如时事新闻和互联网信息,“小”者如私人手机微信和“朋友圈”。事件意外,由意外事件所引发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争执冲
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前往这个地方 希腊行程的最后一天了,下午,从米洛斯岛飞往雅典的飞机晚点,我是心急火燎。我希望赶在太阳落下之前能去到一个我心心念念的地方:苏格拉底最后关押处。这个地方行程中没有安排,我只有利用自由活动的两个小时与旅伴们自己去找。 去寻找苏格拉底最后死囚地,还要走过不少路程,经过不少地方。 雅典五月的天黑得晚,但罗马市集还是关门了,我们不能进去参观,只是远远望着至今保存完好的希腊神话
(2025) 2025年5月8日 今天下午三点半,入住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为自体移植做准备。 立春驾车,中午十二点半从绿地长岛出来,往市区开。一路落雨,由小渐大,但不像天气预报说的,中到大雨,算是小雨。崇明岛郁郁葱葱,小河纵横,公路洁净如带。雨中行车,为立春最爱。但这仅限于市区之外,车离开长兴岛,进入近九公里的漫长隧道,拥堵便提前开始了。其实现在并非高峰期,但是车水马龙,起不来速度。到医院附
太阳光很白,很白。柏油路泛着粼粼的波纹。车挡风玻璃上有两块晃动着的光斑,引起了崔德立的注意,他越是想忽略它们,光斑就越是跳得厉害,他又想盯住它们,结果连太阳穴也跟着突突地跳起来。他只好深吸了口气。他很想闭一下眼睛,可是还没来得及,崔德立看见两张脸忽地从光斑里闪现出来,是他老婆张美兰和他们的儿子崔远鸣。他们就近在眼前了。崔德立拼命地踩刹车,可脚下什么也没有,他的手在空中乱挥,想要抓住点什么,也没有
在三十八年前举办的那次诗歌大赛上,我有幸得了个三等奖。 我已无法确定是在哪儿看到的那则“北斗杯青少年诗歌大赛”启事了,但内容我依然记得清楚,说是为了繁荣本县新诗创作,发现和培养像伟大诗人屈原那样的通灵者、语言的炼金术士,以及一个正当好年华,被缪斯触碰过的孩子,特地举办此次大赛。 那年我十九岁。早在一年前,我就被室友白冰鼓动进了他创办的春草校园文学社,当上了副社长,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字
今天还没出门,我就听到狗叫。今天的狗叫不是:汪——汪,是:红——红。像老天要发怒。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样红。一抬头,所有人都看见红。除了狗叫,你也会听到人说,噢,天好红啊。 早晨是红的,晌午也是红的。都赖火烧云,烧了太阳红,烧了天红,烧了云红,烧了房子红,烧了树梢红,烧了人和车子红。 不像昨天,今天的风也红。风轻轻地刮,薄薄的红,就是粉红。风轻轻地刮,重重的红,就是大红。我看到好多云,也看到好多
→ 那年四月,我的艾略特出生时刚好是凌晨,月亮明,太阳暗。老宅的庭院里杂草正疯长,果实在坠落,七里香沿着院墙内侧无息地绽放。风从海峡来,勉强挤过城市崭新的楼宇,将花香送进幽暗的客厅,停留在西侧墙壁挂着的一幅古老的水彩画上,借着月光抚弄画中小男孩的脸。 我们这屋企建于20世纪初英殖民时代,是家族遗留的产业,独立式洋房,两层,永久地契。传至艾略特,在此居住已是第五代人。 或许,百多年前那位英国建筑师
一 吴琴上树的那天十分平常,我和姐姐都在场,地点就在我家门口。那是一个无风的晴天,中午放学回家,我们站在沟对岸看到梧桐树下挤满人,沟岸上一排槐树的叶子一动不动,唯独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剧烈颤抖。阳光把树叶剪裁成手掌一样的轮廓,它们泛着饱满浓重的绿色,在空中毫无生气地挥舞,透过树叶间的缝隙,能看到树丛中闪着明亮的白色斑点。 接着,吴琴从那浓密的绿叶中闪跳出来,一瞬间,我们眼前出现一道耀眼的白光。她不
一 松导组的局,姜军本来不大愿意去,但想着不该抹人面子,最后还是去了。拍摄基地附近的小吃街,湘菜馆子靠后巷,路和菜式都熟,姜军钻进包厢,一伙人已经喝开了。有制片人、摄影师、后期制作人员、灯光师、演员,不同剧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多是熟面孔。 松导满脸冒油,龇着大牙说,咋才来,座儿都给你留着呢。他边说边推开旁边一个背身跟人讲话的胖男人。姜军被结实按下来时才看清,是新剧的执行副导演。“使不得,使不
— 大二上学期,我选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门课没有作业,也不考勤。第一次去听课已是学期中。那时我刚结束了第二场异地恋,分手经历几乎是上次的复印件,我决心改头换面。到教室,才发现课任老师是一位青年女教师。她留着利落的黑短发,有点驼背,走上讲台时右脚拖在身后,速度竟也不慢。选这门课的人并不多,居然被安排在阶梯教室,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坐着,像一盘刚开局的围棋。我这步臭棋剩在教室中央,位置不太理想,最容易
有一个人站在街头,他打算卖自己的梦。 这个决定是好不容易才做出来的,因为卖梦是他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最想做的事情。他的梦并不是缥缈的东西,他的梦就是成为一个诗人。他每天起床都是为了新发现这个世界的美。他要把他看到的美,记录下来写成诗,告诉他见过的每一个人。为了卖诗,他克服了种种困难,这些困难中包括社交恐惧、口才欠缺、害羞……但是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城市里,一入夜大部分人都早早关闭门窗,躺进了屋子里。白天
→ 妹妹让妈妈辞了在趣茗轩的洗碗工作,给她带孩子。可以肯定的是,她找的工作没那么累,工资也更高。她找到工作,要给妈妈一份工资。 妹妹投了六百份简历,只有两次面试机会,均以失败告终。很多标注“不合格”,可能是年龄和学历的原因。 前段时间妹妹去外面找活干,就算是卖珠宝的工作,也需要有经验,还得年轻。洗碗的工作,一个月只有三千多元。她一个月领失业金两千多元,再直播挣点,也有这么多,去洗碗还得花那么
嗒、嗒、嗒 我们跪着,我和哥哥的食指、中指,摸着父亲的颈动脉。他搏动的血管,反弹着我俩的指尖,嗒、嗒、嗒……2021年6月30日11:06,父亲死了。 往后,我想到他,就会摸向那个地方。 我一直觉得父亲是一个很啰唆的人。他总是向我展示他非凡的交际能力——他跟路上碰到的朋友聊起天来,一说就是一个小时:远远地他喊住朋友,用脚顶住拖拉机的刹车片,将它推到最前的卡槽,调小扶手的油门,走下车去……
摄影师如同虚设地跟着我,自从她来到我的门前,她像影子一样。她徒步去西藏,认识了我的朋友李浩。在李浩旅行袋里发现了我的散文集《在大地上居无定所》,她立刻有了兴趣。对于他们那个群体的人来说,徒步旅行,去远方,去流浪,找他们内心的流放,那是他们追求自由的方式。自从看了我的散文集后,她联系上我,西藏旅行结束后,她同李浩站在我的门前。 她的脸有太阳晒伤了的颜色。她认真地阅读了我的诗歌,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她
肖像,是被摄者的形象替代,也是身份的象征;但这只是肖像作为图像出现时,最朴素的两种意义。 摄影以独立的图像形式,对某一个或某一些人物的面目、神情、姿势、状态等身体元素作直观的记录,既有实用价值,又具备深厚的图像学和社会学意义。研究明代肖像画的权威学者文以诚有如是发现:“通常用以表示‘肖像’的汉字,读作‘像’,与另一用于卜卦算命的汉字为同音字。表示‘肖像’的汉字,由一值得注意的人字偏旁和另一部分组
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寓言向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具有的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 “抽象艺术”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富于争议性的话题。它避开了聚讼纷纷的“意识形态”,理论问题却悬而未决;它试图回到它所指认的艺术问题,是最根本的,作品夸张的售价却让人备感现实困惑;在这个物质时代它的矜持未免可疑,其宣称的含蓄和间接,却又是最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