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也是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结构的重要切入点。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锤炼坚强党性”, 从必要性角度看, 党的性质宗旨规定了党性锤炼的为民本色, 长期执政考验凸显党性锤炼的现实要求, 勇于自我革命要求党员干部通过党性锤炼不断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则赋予了党性锤炼鲜明的时代指向。从生成脉络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性要求在纠治“四风”和“三严三实”的作风建设中逐步凸显, 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紧密结合, 在党的自我革命中通过“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和“强党性”要求集中展开, 最终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系统概括中获得独立定位。从实践路径看, 落实“锤炼坚强党性”要求, 必须坚持以强化理论武装凝心铸魂、以加强政治训练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以严肃组织生活强化党性锻炼的组织约束、以坚持正风肃纪检验党性锤炼的实际成效。
摘 要: 习近平党建思想标识性概念的生成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理论基础, 以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自身建设经验为历史依据, 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为现实根基, 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深厚的人民性和突出的实践性等基本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标识性概念的主要内容。从原创性贡献看, 习近平党建思想标识性概念在本体论维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视域, 在认识论维度深化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科学把握, 在价值论维度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在方法论维度形成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实践方法,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摘 要: 日常生活作为个体长期浸润、久居不觉的实践情境, 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深层基因与鲜活特质, 是具象化展现中华文化内涵、传递中华价值理念的重要扇面。近期, “成为中国人”作为中华文化日常化对外传播的现象级案例, 其大热表明以日常生活所展演的“现实故事”为传播视角与切入点进行生活化叙事, 是推动中华文化有效“出海”的恰切之道。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生活叙事, 是以中外共通的日常生活境遇为叙事语境、以中外共存的日常生活实践为叙事主题、以中外共享的日常生活话语为叙事方式、以实现跨文化认同为叙事旨归的传播实践, 其在叙事内容、叙事方式与叙事效果层面呈现出鲜明的优势与特色。生活叙事助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遵循“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身份的流动与调适→情感的共通与共鸣”的律动规则。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生活叙事的传播效能, 需从扩容多元叙事主体、深耕叙事内容、优化叙事策略、提升叙事效能四个维度协同发力, 推动中华文化从“符号可见”向“故事可见”跨越, 最终实现“文化可见”的传播目标。
摘 要: 从“生命”视角审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奥秘、内容和意义, 是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重要路径。从本体论来看,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奥秘在于, 其本质上是人之肉身生命的意识表达和精神外化, 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沃土而焕发活力, 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而动态演化, 依托“第二个结合”而持续更新。从认识论来看, “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蕴含对于个体生命、人类生命、自然生命和文明生命的多维关怀, 并相应形成全面发展观、人类解放观、和谐共生观和旧邦新命观的理论创新。从价值论来看, 以浓厚的人民至上生命情怀、鲜明的民族复兴生命主题、活跃的理论创新生命自觉和宽阔的胸怀天下生命旨归, 共同构筑起“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意义坐标, 标志着一种既植根中国土壤又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文化生命气象正在生成。
摘 要: 作为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组织载体的文化呈现, 团结统一的党内组织文化担负着凝心铸魂的重要使命。从结构与功能形态来看, 严密贯通的组织体系文化、活力有序的民主集中制文化、垂范笃行的行为文化、严规笃效的监督文化构建团结统一的党内组织文化, 分别发挥着强基、铸魂、领舵、固本的重要功能。新时代发展团结统一的党内组织文化需坚持系统建构, 在组织体系文化、民主集中制文化、行为文化、监督文化“四维一体”的同频共振中凝聚发展合力。
摘 要: 大党独有难题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内在特质与历史逻辑耦合互动生成的特殊矛盾。党的内在特质虽是政治优势的根本来源,但也可能在与历史逻辑的动态耦合中“因优致难”成为独有难题的深层诱因。解析各难题与核心特质的耦合关联,基于大党独有难题的生成机理,构建理论创新、政治统领、攻坚突破、制度保障维度的良性耦合路径,可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学理与实践支撑。
摘 要: 近代政治哲学为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兴起作了理性的正义论证,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近代政治哲学正义理论进行了批判性重构。在正义基点上, 马克思反对近代政治哲学从先验自由个体出发抽象推演正义, 主张在现实的个人的生产交往活动中具体地探讨正义的内涵; 在正义范式上, 马克思超越自然权利学说的思辨演绎范式, 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阐释正义的本质规律; 在正义具象上, 马克思解构分配正义和资本正义的形式性, 主张在重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正义和劳动正义; 在正义旨趣上, 马克思批判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法权正义, 用自由个性和人类解放重新界定正义的本质内核。经由马克思的批判, 正义从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蜕变为革命的科学话语, 为摆脱现代性困境和重建人类社会提供了致思进路。
摘 要: 作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重要论述, 马克思交通“用时间消灭空间”思想基于机器大工业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 以交通革新与工业化发展的历史同构性为逻辑起点, 阐明了交通技术迭代推动全球空间分工重构、催生时间形态工业化转型的时空重塑机制。就理论内核而言, 其阐明了交通运输“位置变动”的再生产属性, 厘清了交通运输与商品使用价值的内在关联, 论证了交通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延续的本质规定, 揭示了资本通过压缩空间位移时间加速周转、实现价值增殖的深层逻辑。这一思想蕴含着鲜明的批判向度, 直指资本主义条件下交通物化对人的空间主体性的深层消解, 为新时代我国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交通体系、建设交通强国、推动人的空间主体性复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与实践指引。
摘 要:老龄化、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共同构成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显著特征。这一变化不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系统性挑战,更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冲击。在社会压力政治化传导、社会观念断层化解构、社会关系数字化疏离等多重机制的交互作用下,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多维度、深层次的影响。传统与现代婚育观念的激烈碰撞、养老与抚幼双重压力的强力挤压、流动与留守人口分布的剧烈变化,催生了一系列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对此,应当结合风险类型与现实场域,在凝聚价值共识、完善社会服务、增进社会信任上持续发力,以切实筑牢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语料并非中立的技术素材,而是特定文化共同体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淀下来的符号系统和价值观念的凝结物。语料所携带的文化偏好会通过模型的持续运行不断生成和扩散,由此构成一种新型的文化安全风险。从生成机理看,这一风险的深层根源在于全球资本增殖逻辑、技术黑箱结构以及全球数字分工失衡三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从表现形态看,风险集中体现为来源结构性失衡、标注价值渗透、终端风险弥散。有效治理语料安全风险,需以文化主权为统领,从推动健全法律制度和标准规制、夯实自主语料资源根基、构筑全流程审查和算法审计机制、提升全球语料治理话语权四个维度协同推进,确立语料主权,筑牢数字时代的文化安全屏障。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生态正义是全球南方的时代呼唤。受制于全球资本不对称积累体系,全球南方长期遭受生态不正义挑战。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全球南方生态正义创造了时代机遇。一方面,技术性、生态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新质生产力超越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生产力理论,表现出与全球南方生态正义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实现路径和交往关系等方面的内在耦合;另一方面,以“数字化、智能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发扬奋斗精神”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以奋斗成就梦想的价值意义。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扬奋斗精神,是涵养历史主动精神、凝聚群体奋进合力、强化责任担当意识、锻造先锋模范力量的时代必然,从根本上回答了新时代青年如何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青春动能的时代命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爱国奋斗、艰苦奋斗、团结奋斗、创新奋斗、永久奋斗共同构成青年发扬奋斗精神的应然指向,成为以精神力量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新征程上,面对主流价值的引领与社会思潮的冲击、现代社会的需求与个体储备的脱节、奋斗动力的激发与群体心态的分化、美好生活的愿景与多重压力的负荷等现实困境,亟须进一步加强思想引领、能力支撑、动力激发、心理疏导等,引导青年将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青春担当。
摘 要:青少年短视频“慢脚文化”现象是指青少年在短视频平台因卷入低俗内容传播而形成的消极网络亚文化现象。该现象以主体卷入类型化、影响向度多域化、行为样态差异化和心理状态复杂化为主要表征。其现实成因包括青少年价值认知偏差与心理需求代偿联动、资本逐利扩张与算法技术异化耦合、家庭情感联结弱化与教育引导乏力叠加。因此,要通过强化价值引领、规范媒介生态治理、激活家庭育人功能等方式,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
摘 要:“momo”现象是指部分青年用户在社交平台上自发采用统一的昵称与头像,以集体匿名的方式进行社交互动的网络交往新样态。其出现是社会文化环境、青年心理需求与网络媒介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加速社会与多元文化思潮提供了现实背景,青年个体基本心理需求与防御保护需求提供了内驱动力,平台运行机制与符号传播效应则发挥了催化放大作用。这一现象的持续扩散给青年个体发展、青年群体关系和平台治理秩序带来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青年个体认知偏差与行为失当、青年群体多重极化与内部对立,以及平台秩序失范与治理失效等多重风险。对此,可从加强政府引导监管、完善平台治理机制、优化青年发展环境、强化青年主体性培育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推动青年社交行为回归正常轨道,助力青年群体健康发展。